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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①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140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永乐六年(140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发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①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①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