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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
与此同时，为对付“流寇”，崇祯帝又采纳了副将杨德政关于地方政府训练民兵的建议。“府汰通州，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大练兵也许确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饷”之后加派“练饷”，则明显反映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的短视。他们以为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用屠刀杀出一个太平天下，孰不知他们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实际上等于给自身统治以釜底抽薪。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并合兵大败左良玉，天下震动。崇祯帝气急，立即罢撤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上任以后，于玛瑙山、寒溪寺、盐井、木瓜溪等处连败张献忠，官军一时声势大振。为摆脱困境，崇祯十三年（ 1640）八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兵入川，“以走致敌”，在把杨嗣昌率领的明军主力引至川西之后，千里奔袭出川，并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袭占官军大本营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在处死襄王前，曾对他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供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①在此之前，经过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明军主力入川之机，张旗复出，并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首府洛阳，处死了福王。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攻占洛阳、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从此以后，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杨嗣昌因畏罪，愤惧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连崇祯帝后来也不得不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②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第二节史可法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四日（1602 年12 月16 日）生于顺天府大兴（今北京）①。少时家境清寒，冬日短衣无火，往往寒涕交颐，但他苦学不懈，很有抱负。十九岁时在北京一座古刹中读书。
有一天，风雪交加，非常寒冷，他疲劳困顿，不觉伏案而睡。当时，顺天督学左光斗进庙避风雪，读了案上的文稿，十分嘉许他的苦学精神与志略，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给熟睡的史可法盖上，默记他的姓名，掩门而去。次年，史可法试入庠，补诸生，左光斗将他拔为北直隶八府之冠，并收他为弟子，留于馆署。此后，史可法愈加刻厉勤奋，在左光斗忠孝节义思想的熏陶下，立志以身忠君报国。
天启五年（1625），左光斗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被革职下狱，饱受摧残，奄奄一息。史可法冒死贿赂狱卒，入监探视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左光斗宁死不屈的亮节高风使他铭感难忘，以后常常流泪向人讲述这些往事，称赞“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②。左光斗惨死后，他又设法入狱殓尸，将老师安葬。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协助洪承畴镇压陕北农民起义，三年后以功迁户部云南司主事，历官户部郎中等。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见皖西义军蜂起，又自请赴皖西镇压农民军，官至安庐兵备道，兼任总理卢象升的副使。
史可法身躯矮小，面黑貌陋，而双目有神，精明强干。他能与士卒同甘苦，甚至驰驱江淮间十几天衣不解带；有时天寒，夜里坐在草上，与士兵背靠着背瞌睡一会儿，甲胄上结满冰霜，每欠身站起来，甲胄上冰声嘎嘎作响。在对农民军作战前线时，他杂处行伍间，士兵不饱自己不先吃，士卒未发衣自己不先穿，律己严而待人诚，因此士卒皆服他的指挥，强悍善战。史可法一度丁忧归。崇祯十六年（1643），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次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尽煤山。史可法闻讯悲恸不已，与大臣们商议在南京重建明廷。
当时亡命江淮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成为南京诸臣选择继承明统的对象，史可法倾向于后者。凤阳总督马士英却倾向前者，他抢先行动，外结桀骜不驯的悍将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内贿勋臣刘孔炤，传谕将士奉福王为三军之主。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同意。
福王登弘光帝宝座后，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军务。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借史可法曾不同意拥立福王，并抓住史可法弟弟史可程在北京投降农民军一事，在福王面前极力排挤史可法，以便独揽大权。史可法处处受到掣肘，为了表白他对明室的忠忱，不得已请求督师扬州。弘光帝加封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史可法离京的消息引起南京太学生们的惶恐不安，他们奔走呼号，联名① 朱文长：《史可法传》附《史可法生年考》，商务印书馆1943 年版，第93—101 页。② 方苞：《方苞集》卷九《纪事·左忠毅公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38 页。上疏，伏阙哀吁弘光帝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①，没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终以恢复大明帝国为念，不“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②，请颁发饷银、敕印等，五月十九日（6 月23 日）率刘肇基、李栖凤等慨然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纷乱并不亚于党同伐异的南京，骄兵悍将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横悍不羁，或大掠士民，或互相攻讦，扬州城外，战云密布。史可法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调和各方，总算使江北开始出现脆弱的稳定局面。
当时清军企图取明而代之的意图已日益明显，但史可法对此却缺乏洞察，仍然坚持把镇压农民军放在首位，并幻想借清军之力去为明廷复仇。因此，七月时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指责他拥戴福王，使“天有二日，俨为勍敌”，要他“翩然来仪”③，学吴三桂向清军称臣；史可法虽然在答书中委婉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要求，祈求清军不要觊觎明朝江山，但依然希图与清军合作，“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恨”④。直到冬天清军攻入宿迁，陈兵江淮间，史可法才省悟到形势的严酷。
尤其是弘光元年（1645）一月，高杰西征途中，被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诱杀睢州（今河南睢县），史可法不禁浩然长叹道：“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⑤他向朝廷请饷，并奔走于骄兵悍将间，舌干唇焦地劝说他们不要内哄，但因马士英等人的作梗，江北兵饷不济，各镇互争雄长，人心难协，如同散沙。
史可法对此十分痛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称：“近地不靖，何暇远征？内乱未消，安御外侮？明明恢复大局，可惟我所为，而掣肘不舒，心忧徒切！每一念及，泪下沾襟。不意砥砺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①然而史可法并没有放弃报效明室的努力，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纳四方豪杰，共襄时艰；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地欲挽狂澜于既倒。他生性豪饮，饮数斗不乱，但平日在军中竟滴酒不沾；逢年节，辄将所得肉食分饷将士，自己甘于淡泊；“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②许多官吏军民受他的感召，振奋了抗清的精神，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成为弘光政权中抗清派的领袖，同时也更引起马士英之流的忌恨。
四月，当清军进取亳州（今属安徽）后，史可法驰赴南京求饷，但还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谕旨，要他速回江北，抵挡清兵，“奏凯后入见”。原来此时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武昌讨伐马士英，兵溃采石，南京举朝正如醉如痴地庆贺着胜利，根本不把江北的史可法放在眼里。史可法接旨后满怀忧愤，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仰天长叹：“奏凯谈何容易，面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公恳留在朝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