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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堉嗣封郑王，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而朱祐橏正是当年诬告朱厚烷致使其禁锢高墙达十九年的祸首。明神宗为朱载堉的让国称赞说他“非道不处，惟义是取”，“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并特赐建玉音坊，以“彰天潢之美”。
朱载堉身居亲藩，深知分封制之腐败和宗藩寄生之无用。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上书“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下令“即使各藩，大破拘挛，从公用舍，以称朝廷激励贤宗之意”。从而打破了明朝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的规定。
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 年5 月19 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崇祯帝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中兴”之梦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发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发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首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 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①。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②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③。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超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①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① 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