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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①。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②。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① 夏燮：《明通鉴》卷六。
② 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①，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发，“亦弃市”①。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发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首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① 谈迁：《国榷》卷七。
① 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