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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４日，武藤信义为加强进攻能力，又将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配属给第１４师团。松木直亮决定以步兵第２７旅团守备齐齐哈尔，以２个步兵旅团、２个骑兵旅团和３个飞行中队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进攻。预计分两步实施作战：第一步以步兵第２８旅团、骑兵第４旅团沿铁路两侧进攻富拉尔基以北至扎兰屯以南铁路沿线之苏炳文军，而以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骑兵第１旅团由铁路北的梅里斯、甘南迂回攻占扎兰屯，切断苏炳文军退路；第二步再由迂回至扎兰屯的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骑兵第１旅团继续进攻海拉尔和满洲里。飞行队除侦察义勇军活动外，主要轰炸义勇军各据点及部队调动的军用列车，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预定发起总攻的时间为１１月２８日。
１１月２７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海拉尔。２８日，日军各部队及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各旅在飞机直接支援下开始发起进攻。朱家坎、碾子山两地战斗极为激烈。义勇军张挺玉、唐中信部坚守阵地两昼夜，终以兵力、火力相差悬殊，伤亡３００余人，被迫突围南撤，后经关门山、索伦山转进至热河。１１月３０日晚，日军占领了扎兰屯。
１２月１日，苏炳文在博克图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前方主力已被击溃，后方兵力过于薄弱，难以久守。为保存实力，决定退入苏联境内。１２月２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３０００余人、非战斗人员１２００余人乘火车离开海拉尔，４日到达满洲里，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日军于５日占领海拉尔，６日占领满洲里。
东北义勇军主力分别退入苏联和热河以后，东北地区尚有数万人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更为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如邓铁梅、孙朝阳，陈东山、吴义成、卢明谦、张锡武部等。但至１９３４年亦先后失败。
进入苏联境内的各部义勇军官兵先后被苏联收容于多木斯克。１９３３年２月中下旬，苏联政府把越境的群众和军人分别通过海参崴和新疆中苏边境送归中国。４月中旬，义勇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谢珂、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２０余人经莫斯科、华沙到柏林。５月８日，马占山、苏炳文和李杜去罗马，会见正在那里考察的张学良，其余人在柏林停留半月后乘船回国。５月中旬，马占山和苏炳文从威尼斯回国，李杜则暂留罗马。越境退入苏联的东北义勇军共计１万余人，分８批回到新疆。１９３３年７月，国民政府宣布将这些人编入新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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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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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起到１９３３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５０万人左右，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３０００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是东北人民伟大的爱国行动，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反抗。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东北广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仍坚持战斗。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的一部分，坚持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群众发动之广泛、斗争环境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和人民高涨的声援活动，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统治营垒的分化。从１９３１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１９３２年第１９路军的上海抗战、１９３３年的长城抗战、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直到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和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无不受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的促进和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据文献记载，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正规军力量，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３年约有５万人，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７年约有４０万人（虽然这４０万人主要用于防苏）。从“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３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１０５００余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１７万人以上。〔１７〕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１８〕
日本侵占东三省，同时也是对苏联作战作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就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便加强了远东的防御。１９３１年，苏联远东军拥有３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也有３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２年日本增加到６个师团的兵力，苏联则增加到８个师。１９３２年８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总兵力３０个师团中的２０．５个师团对苏作战。
但是直到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始终未敢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义勇军和尔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北进”的后腿，使其侵略计划无法实现。对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１９３４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战斗性更加坚强，“日军不得不继续应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波澜壮阔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到１９３３年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其失败的教训也应该总结吸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有它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东北的抗日战争是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补充、完全独立奋战的境地。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蒋介石、张学良没给一兵一卒，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只好退出江桥。王德林、李杜、苏炳文等也多次向国民政府求援，但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使他们终于败散。
不仅如此，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此《协定》规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不准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６月初，《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中，不仅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同时也动摇了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悲观失望情绪增加，少数意志不坚强分子公开叛变投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７月１０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失去来自关内的后援。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于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这都极大地挫伤和打击了抗日义勇军，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东北义勇军的最后失败。
导致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敌人异常强大，手段十分毒辣。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烽火，关东军急骤增加，到１９３２年９月已达６个师团、１５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５个师团。如果加上伪军、守备队、宪兵队和特务警察队，其总数不下２０万至３０万人。日伪军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强，尤其是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每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