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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杯水车薪，只得以野果、草根充饥，十分狼狈。日军也承认这是他们所遭遇的最猛烈的攻势。１２月２８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行视察南宁时，第２１军“军司令部内充满着悲观气氛”。〔７〕白崇禧认为“抗战以来……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８〕而且，此战与其他各战区的冬季攻势相呼应，也成为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许多日军将领都认为中国仍有相当坚强的抗战意志和战力，不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政治谋略将无济于事。
以上都是桂南反攻的积极方面。其不足点是：用于昆仑关正面攻击的力量较强，而用于袭击日军侧后据点、破坏其交通运输线、阻绝其增援的力量不够，行动不坚决，致日军第５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仍可向昆仑关转用实力，增大了正面攻坚的困难和伤亡，且未达到克复南宁的目的。再者，当日军大部兵力都用于昆仑关之时，其钦州防城地区、邕钦公路和南宁的兵力都大大减少，如中国军队猛击其侧后，必能取得更大战果；特别是广东方面第１２集团军未能乘广州日军第２１军抽兵进攻桂南尔后又在桂南、粤北两个方面同时作战，兵力已捉襟见肘之际果敢行动、牵制日军，致使日军在翁、英作战后又从广东抽出较多兵力增援桂南，这都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
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５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９〕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４６军军长何宣、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１月２８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３６军参谋长郭肃，第４９、第１６０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
附表６…６…１桂南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
第２１军司令官安藤吉利
第５师团今村均
第９旅团（步兵第１１、第１４联队）
第２１旅团（步兵第２１、第４２联队）
骑兵第５联队
野炮兵第５联队
工兵第５联队
辎重兵第５联队
台湾混成旅团盐田定七
台湾步兵第１、第２联队
台湾山炮兵联队
台湾工兵联队
第１８师团久纳诚一
步兵第３５旅团（步兵第１１４、第１２４联队）
步兵第２３旅团（步兵第５５、第５６联队）
骑兵第２２大队
野炮兵第１２联队
工兵第１２联队
辎重兵第１２联队
近卫混成旅团樱田武
近卫步兵第１、第２联队
近卫野炮兵大队
近卫骑兵中队
近卫工兵中队
海军第５舰队（第２航空战队，第１１驱逐队等。１１月１５日改称“第２遣华舰队”）
海军第３联合航空队（第１４、第１５航空队）
陆军航空兵第２１独立飞行队
附表６…６…２桂南会战第四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１６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３１军军长韦云淞
第１３１师师长贺维珍
第１３５师师长苏祖馨
第１８８师师长魏镇
第４６军军长何宣
第１７０师师长黎行恕
第１７５师师长冯璜
新编第１９师师长黄固
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
第５军军长杜聿明
第２００师师长戴安澜
新编第２２师师长邱清泉
荣誉第１师师长郑洞国
第２军军长李延年
第９师师长郑作民
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
第６军军长甘丽初
第４９师师长李精一
第９３师师长吕国铨
预２师师长陈明仁
第３６军军长姚纯
第５师师长刘采庭
第９６师师长余韶
第９９军军长傅仲芳
第９２师师长梁汉明
第９９师师长高魁元
第１１８师师长王严
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
第６６军军长叶肇（兼）、陈骥（代）
第１５９师师长官
第１６０师师长宋士台
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
第６４军军长邓龙光（兼）
第１５５师师长张驰
第１５６师师长王德全
第４３师师长金德泽
新编第３３师师长张世希
空军第２路（支援）司令官邢眂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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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军委会的战略企图、方针和部署
…
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侵华战争的持久化，决定无重大必要，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并将已占领的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和“作战区”两种。华北和京沪杭为治安区，配备主要兵力，负责消灭游击部队等抗日力量，维持“安定”，确保各主要交通线；武汉为作战区，控置有力机动兵团，实施局部攻势，以不断的有限攻击，歼灭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消耗其战斗力，打击其抗战意志；同时积极扶植伪政权和进行战略轰炸，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１９３９年２月间，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我愈趋有利”，日本“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判断日军“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造成华北军事根据地，以为应付对苏联战争之准备”，〔１〕因而决定按照南岳会议制定的“在持久战略下采取转守为攻”的方针，在４月间发动一次大范围的反击，称之为“４月攻势”。但因日军接连向南昌、随枣、长沙进行局部攻击，未能按计划实施。
１９３９年５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７月２６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８月２３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９月１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于３日对德宣战。９月１９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秩序”。
一连串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国民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０月２９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形势，认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