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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５军军长陈鼎勋
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
第１２７师师长陈离
第２９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６７军军长许绍棠
第６游击纵队司令柏启元
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３９军军长刘和鼎
第３４师师长公秉藩
第５６师师长汤邦
第８４军军长覃连芳
第１７３师师长锺毅
第１７４师师长张光玮
第１８９师师长凌压西
第３１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１３军军长张轸
第８９师师长张雪中
第１１０师师长吴绍周
第１９３师师长马励武
独立第１旅旅长李修彦
独立第２旅旅长张连三
第８５军军长王仲廉
第４师师长石觉
第２３师师长李楚瀛
第９１师师长王毓文
第１游击纵队司令石毓灵
第５游击纵队司令傅光咸
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４１军军长孙震（兼）
第１２３师师长曾苏元
第１２４师师长曾宪栋
第１２５师师长王仕俊
第１７９师师长何基沣
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
第２１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第４８军军长区寿年
第１３８师师长莫德宏
第１７６师师长区寿年（兼）
第７军军长张淦
第１７１师师长漆道征
第１７２师师长程树芬
第２游击纵队司令沈光武
第３游击纵队司令黄瑞华
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
第２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第３０军军长池峰城
第２７师师长黄樵松
第３０师师长张华棠
第３１师师长乜子彬
第６８军军长刘汝明
第１１９师师长李金田
第１４３师师长李曾志
注释：
〔１〕本节所引日军作战计划及命令，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１９８３年版）中《向武汉西北枣阳地区大扫荡》一节。
〔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２４—８２５页。
〔３〕同〔２〕，第８２６—８２８页。
〔４〕同〔２〕，第８３７—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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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会战前双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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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而且湖南向为中国中南部的鱼米之乡，又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巨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１９３９年８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３００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地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内共有７个集团军２０个军４７个师。其第一线配置３２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２０集团军６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１５集团军８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２７集团军４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３０集团军４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２个师、２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１集团军４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１９集团军４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除以上３２个师外，尚有１５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湖南处于抗日前线，故对群众抗日力量的宣传、组织和训练较为注重，工、农、商、学各界都有一些抗日自卫组织，可向中国军队提供多方面支援；战区内可能被敌机械化部队利用的道路，如粤汉铁路北段、湘赣铁路东段及湘赣公路、湘鄂公路等都已破坏，对赣江上游及湘江北段可能被敌利用的水道也采取了封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第九战区提供了较好的战场条件。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１９３９年４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３３、第３４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１１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６、７月间先后将第９师团和第１６师团从第１１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１９３９年夏秋，在日军第１１军编成内，仍有７个师团、１个独立混成旅团、１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３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１３师团、骑兵第４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３４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６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３３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１０１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１０６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１１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１１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已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５月６日乘日轮由河内抵上海，５月３１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的局势，于是“第１１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９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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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军的战役企图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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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５日，日军第１１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 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９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