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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从邻省调兵。且内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乱之徒。防练军平时主要用于镇压叛乱，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邻省。加之战时无动员编制，只能临时招募无赖、游民，增加、补充战兵。以上所论者，不过实力之一斑，但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实非国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第二篇作战计划。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而欲奏此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为达此目的，派出远征军总数应为八个师团（常备师团六个，后备师团两个）……分北、南两部。北部六个师团，南部两个师团。此乃依清国今日兵力而定。”“其部署任务如下：在海军掩护下，把五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运至直隶湾，于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夺取昌黎、滦州、永平府”；再“命一个常备师团”占领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样态，以牵制天津兵北上，保护我军背后安全”；“以两个常备师团，经滦州……香河县进入通州”，“对天津方向保持战备”；“另两个师团经永平……三河县进入通州”，“不断对通热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战备”，“防止清帝逃脱，阻止援兵”；对北京“围东、西、北三面……以东北角为主攻点”，“一个后备师团……坚守山海关，断东三省之援兵”。“以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宜昌等沿岸要冲”，“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
“第三篇善后”。在西方列强介入之前，设法形成有利于日本之态势。“无论于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冲划入我国版图”：一、旅顺半岛；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岛；四、澎湖群岛；五、台湾全岛；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小川又次的“方略”对以后日本陆军产生较大影响。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日本将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又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他还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主张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列强争斗等。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他的主张也都得到了内阁认可。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对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也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寻找时机或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推行、发展时期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事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走上推行大陆政策、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华驻军权，并夺占了中国东北南部大片领土，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召开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和奉天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参加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研究侵华政策问题。最后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接壤（指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日本不但要维护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要努力获得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与利权。因而决定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张。
1923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扩大军备和侵略中国的问题受到美国等国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制定国防计划时，将主要假想敌国定为“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而将中国与俄国作为第二号假想敌。但是为了与美国或俄国作战，又规定必须准备好占领“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等“大陆要域所必需兵力的整备”，作战的“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实际上不论对谁作战，日本都把中国作为其侵略的首要对象。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日本参谋本部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预计动员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以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美作战，以1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俄作战，而以16个师团用于对中国作战。由此可见日本作战的重心仍然是中国。而且对俄作战时，其大部兵力仍将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是：以5个师团占领南满及北满一部，以7个师团进占河北及山东，以3个师团进占上海地区，以1个师团进占福建。
1927年，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山县有朋组织新内阁，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早在1913年，田中义一就著书鼓吹向大陆扩张。他说：“我们认为向大陆扩张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立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还表示决心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这次当上了首相后自兼外相，任命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满蒙第一主义者”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认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