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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谋本部早在进攻南京和通过德国进行调停的同时，就已经就战、和两手制定了《解决中国事变处理方针》，既准备“和”，更准备战；而且在战争上，还准备了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两种方案。但不论哪种方案，都是以控制整个中国为目的。
１月１3日，日本内阁议定：“１５日这天中国方面如果没有确实的答复，即不再期待与国民政府谈判，发表声明采取处理事态的第二项办法。”１４日内阁会议正在进行中。１６时半，狄克逊向广田面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内阁会议的成员认为“再不能理睬这种拖延政策，应采取下一措施，按预定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军方大本营表示反对。１５日上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陆、海军统帅部和参谋总长、次长认为“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暗淡的长期战争，那将是极其严重而困难的”。但政府以“统帅部……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为要挟，大本营勉强同意。１６日，广田召见狄克逊，对过去的调停表示感谢，并通告今后停止交涉。同一天，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德国外交部接到狄克逊的报告后立即指示陶德曼停止工作。１８日，日本召回了驻华大使。1９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潜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旅日华侨数百人乘船离日返国，中日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至此，“陶德曼调停”以失败结束。
表4…2…1日军攻占南京指挥系统表（1937年11—12月）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第9师团吉住良辅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3师团荻洲立兵第10旅团天谷直次郎第10军柳川平助第6师团谷寿夫第114师团末松茂治第18师团牛岛贞雄第9旅团国崎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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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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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上述情况，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在政略、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组织抗战。
１． 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进一步组织全国抗战
为进一步动员全国抗战力量，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党的部分建议，预拟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准备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言》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表示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建国纲领》有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７个方面，共３２条。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地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军事上，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卫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等。在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在外交上，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等。这一纲领中积极方面的内容虽然后来并未能真正落实，但当时对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发动全国人民继续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２． 开始执行“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
早在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四川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他说：“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１８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这一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以后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战争的严重局势估计不足，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基础和持久抗战的充分准备，又认为依赖国际干涉可以尽快结束战争，所以从“七七”抗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是以阵地战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战，而在战略上则是幻想迅速结束战争。这在蒋介石的一些言论、命令中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将来对日战争时，就一再强调“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固守不退”等，并说这就是“救国要诀”。抗战开始后，８月１０日致徐永昌电令说：“前线各部队除构筑工事线外，须特别注重固守据点之战术。凡重要城市……预为固守三个月准备之计。”再从实际作战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阵地防御作战。特别是淞沪会战，更是一个典型例子。军事委员会主编的《军事杂志》就曾载文承认“上海之战未能坚持持久战原则”。
经过半年的抗战，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又接受了华北、沪、京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持久。白崇禧就认为，在南京失守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之争夺”。蒋介石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李宗仁说：“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何应钦则说：我军“深知敌强我弱之异势，乃策定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但与前一阶段执行的方针相比，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武昌下达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进行“持久抗战”的《作战计划》。其“指导要领”中要求“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战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