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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这种战役上的阵地持久战术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以血肉之躯去抗击敌人的钢铁火力，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攻为守”的话（如1937年3月12日说：“我军抗战之战术，必须以攻为守，以近为远，以积极进攻之行动，方能达到消极抗战、坚持到底之目的”等），但在淞沪会战中的实际作战指导却是与持久消耗战略不相适应的死守阵地、硬拼消耗。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恐怕由于“上海是必争之地”，受了“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的思想影响。这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也有很大关系。早在1935年8月20日的《应付时局之建议》中，法肯豪森就认为“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为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至上海附近”。“必华方寸土不肯轻弃，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淞沪会战已转入守势作战时期，法肯豪森于1937年8月29日《呈蒋委员长报告》中还竭力强调“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并说“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据守，使敌不能前进”。
会战前期死守硬拼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至会战后期则已全无必要。如能适时转移至后方，以加大敌人后方连络补给距离和我方回旋余地，一方面由正面阻击，一方面由侧背反击，寻敌弱点实施速战速决歼灭战，则在战略、战役上都更有利。
（2） 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强调固守正面宽广的一线阵地，在空间和时间上就均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缺乏强大预备队的情况下，为维持第一线阵地，逐次将后方部队补充于第一线，而一旦敌人突破防线，即全线动摇。这也是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元良对此曾有非议。他不无挖苦地说：“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当时的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过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他说：“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通过实践，蒋介石后来也认识了这一点。1938年11月26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3）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从海上迂回、在杭州湾登陆实施包围，国民政府统帅部在8月20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曾规定：“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成立了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任守备区总司令，部署有4个师又1个旅。但随着淞沪战场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安全于不顾，先后将各师抽调至正面以加强防线，仅以第63师少量部队及地方团队防卫几十公里的海岸线。如此薄弱的兵力连警戒都不够，更不要说防止敌人登陆了。结果日第10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由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金山、松江等要点，使淞沪战场正面的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不得不全线撤退。蒋介石自己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他说：“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2。 希冀国际干预而误战机
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从政略上将国际形势和外力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立足于自身，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而贻误战机，最终形成溃退局面。且不说开辟淞沪战场的决策中就含有希望、甚至企图促使国际干预的因素在内，就是在会战进行中有些决定也不是依据战役战斗本身的需要，而是依据国际政治的需要而作出的。如攻势作战时期，正当张治中指挥部队向日海军陆战队实施猛攻时，由于中国政府8月18日收到了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的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蒋介石就立即下令张治中停止攻击了，这既挫伤了广大官兵的进攻势头，又给予处于劣势的日军以喘息待援的时间。当日军攻占大场镇等地时，统帅部已无立即可调的增援部队，连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守备的两翼侧防部队也都已调至正面战线上来，蒋介石已接受了顾祝同、陈诚等高级将领的建议，开始将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线有计划地转移；但当获悉九国公约公议将在11月3日召开时，蒋介石不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转移，并至前线向师以上军官指示，要求他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