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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正面战场作战概述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政略、战略也发生变化，全面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各个时期的作战情况也不尽相同。
国民党执政之初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有所认识，在国防计划中曾将预想敌国认定“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它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但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出发，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鼓动朝鲜排华浪潮、侵占东北的征兆已相当明显时，却于1931年7月11日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８月１６日再电张学电：“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时，蒋介石复电指示“相应处理”。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之意。”其实，很显然，蒋介石前曾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这时仅说“相应处理”，实际上仍是不要抵抗之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条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联盟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这时，国民党当局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在如此情况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战国防……说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汪精卫的解释则是：“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宣战和抵抗不同，宣战要量力而行，抵抗则不必量力而行”，“不抵抗固然失地，抵抗依然也会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总比不抵抗而失地强的多”。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为了争取不太严苛条件下的妥协，需要有限度的抵抗，而抵抗则以不至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和军队虽曾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局部抗战，但多以妥协告结束。但是，中国的局部抗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促使国民党逐渐改变其对日方针的内涵：攘外的比重逐步增多，抵抗的成分渐渐加强，终于导致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义勇军违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国民政府军第19路军、第5军的淞沪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一次高潮；1933年1月，部分东北军的榆关抗战和国民党指挥的长城抗战，以及国民党中爱国将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发动的同盟军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高潮。《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蒋介石也为因妥协造成的丧权辱国而感到难向国人交代。1933年6月6日，他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的电报说：“以后军事整理与建设，应确定方案，按期推行，雪此奇耻。”于是在“安内”的同时，开始筹划抗日准备。
日本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当然不会因国民党的忍让妥协而停止侵略，相反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更促使其积极活动。1935年《何梅协定》达成后，蒋介石曾派丁绍仞携带其所拟的“和平提案”送交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提案除准备“停止排日教育”、“中日经济提携”和“缔结军事协定”外，还提出“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的妥协条件。日本不仅因蒋介石不承认“满洲国”而予以拒绝，而且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促使本来就受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抗日情绪高潮影响的蒋介石在抗日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6月21日，他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如按日本的做法，“华北实已等于灭亡”，认识到“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尽量设法拖延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时间（如1936年7月蒋介石就曾对帮助中国改革币制的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绝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一方面加紧进行抗战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11月间发生了晋绥军的绥远抗战，掀起了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三次高潮。三战皆捷，给予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获得了局部抗战时期惟一一次完全的胜利，预示着全面抗战的即将来临。毛泽东称之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并说：“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
绥远抗战之前，蒋介石见“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于中共问题的解决”。１９３６年1月，派邓文仪至莫斯科，通过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不久，又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派董健吾至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遂派潘汉年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在南京、上海谈判。后又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国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铺平了道路。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8年中，正面战场的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太平洋战争开始至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内，日本侵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两个月内击败中国军队，攻略若干重要城市，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达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则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正面战场的防御、敌后游击战的展开粉碎了日军的速战速决，使其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它极不愿意的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攻陷平津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分向山西、河南、山东进攻，同时增兵华东，进攻上海。11月12日攻占上海，1个月后又占领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38年3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中国获得了正面战场开战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使狂妄骄横的日军初步认识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意志。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