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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综合性的长篇小说，其中广泛涉及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司法制度与报刊的问题，学校与民族性的问题，教会与革命宣传的问题等等。作为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总是不免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试图维护官方的统治现状。然而，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的复杂矛盾又是极其敏感的，他的本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现实中身处苦难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也使他笔下的环境与人物超越了其保守的政治观念。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这里，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激发的巨大力量。
在这部不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情节的编排是颇具匠心的，所有的人物都被设定在极为紧张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之中，从而使情节的进展与人物性格紧密相关，情节被人物命运所推动，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冲突中得到展现。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因为它的“杀父主题”，而使整个情节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米卡的形象就是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得以完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就隐含着杀父的动机，情节的进展依附于他与父亲为争夺情妇和财产而进行的争斗上，继而，杀父的动机转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米卡成了无辜的罪人。故事情节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米卡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狱中的沉思与法庭上的辩论使这个粗鲁直率的年轻人在性格上更趋沉稳，在灵魂上也变得高尚。
为使情节的进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笔下的人物环境进行了对照鲜明的对比性设定：一方面是精神的畸形者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另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灵魂阿辽沙和长老佐西马；与“畜栏”小镇相对照的是修道院，与色鬼相对照的是修道院的圣徒，与现实中罪恶的父亲相对照的是理念上慈爱的“圣父”。对比手法的运用，一方面使矛盾的冲突更为激烈生动，另一方面也使小说增添了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
的确，作为一部既展示俄国社会风情又极力剖白作者观念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相互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文献式的直接描述，使这部小说在真实性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悦诚服的程度，同时，通过对人物与环境的象征性概括，这部小说在哲学的深度上又不得不让人吃惊。应当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人物都具有着相当的的讽喻性。“畜栏”这个地名暗喻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态度，兽性在这里泛滥着，苦难的人们犹如牲畜般生活着，有的人是肉体的牲畜，而有的人则是灵魂的牲畜。老卡拉马佐夫象征着好色，伊凡象征着自我中心主义，而米卡体现着放荡不羁，阿辽沙则是纯洁道德的象征。这部小说杀父的主题也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令他深感不安的一种历史现象——杀君行为。
这部小说中有着许多惊人的场面描写，在这些场面里，主人公们被聚合在一起，使各种矛盾冲突直接激烈地展现出来。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里争斗的场面，米卡在被捕前寻欢作乐的场面，以及法庭上伊凡和卡捷琳娜相继被抬走的场面都使矛盾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种人物一齐出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每个人物都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对人物进行内心独白式的描写，一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在继续使用这种手法的同时，还进一步通过梦境，通过争辩来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米卡的梦境，伊凡与阿辽沙在酒馆中的争辩都使我们对于洞悉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梦的描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一种手法。
就小就所展示的广阔的俄国社会图景，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卷帙浩繁的篇幅而言，《卡拉马佐夫兄弟》足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强有力总结。
天国之路
还在1879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躺在这里，不停地思索着，大概我快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这个时候，他正在拼命地写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身体日益受到病魔的侵害，肺气肿已经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然而他无法停下手中的创作，他写道：“我要写……即使累死，我也要把一切都讲述出来。”1880年 11月，《卡拉马佐夫兄弟》历经3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耗费了大量心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剩的时间只有3个月了。
1881年1月 28日早晨，在病床上平静地度过一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妻子安娜小声地说：“我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一直在思考，我刚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会死去。”
妻子开始安慰他，但他对死亡却显得异常执拗，“不，我知道，我今天大概就要死去！”说着，他打开在通往西伯利亚监狱的途中几个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他的那本《旧约全书》，他指着其中一段对妻子说：“你瞧这儿写着： ‘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或许真是与上帝有约，就在这一天晚上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过一阵咳血之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个伟大的作家怀着虔诚与敬仰去与他的上帝会合了。
陀思妥夫斯基把对真理的探索，对理想的追求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的思想伴随着他命途多舛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从东正教到“根基主义”，最终发展到他的政治上的教会国家的主张。就历史的进步而言，他的政治思想日趋于保守了，但就其对俄国人民的态度而言，他的思想又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与对俄罗斯大地深沉的爱。他有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促使他在精神上走向上帝，在现实中走向人民，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充满深切的同情，对丑恶黑暗的现实充满憎恶，但也使他给人民描绘的那条自由之路空泛而虚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作家，他的灵魂高尚而痛苦，他的思想真诚而软弱。
我们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机械地剥离开来。他的人道主义迫求与他的宗教主张密不可分。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对他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和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批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革命，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的反动性。对于这种简单的以政治观点为作家定性的主张，我们是不赞同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那些充满苦难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这颗痛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来源于多方面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俄国民族文化的滋养，家庭宗教信仰的熏陶，这一切又与他对人类本体的浓厚兴趣融为一体，互为因果，甚至使他超越了人道主义，而对人的本质进行不懈的探究。在对人进行刨根问底的研究之外，他有所失望，人的丑恶，人的猥琐，人的堕落，在生活中触目皆是，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又返回宗教领地寻找出路。这种探索过程的“怪圈”，决定了他无法找到一条适合全人类的道路。然而他的真诚态度，足以使我们敬仰，他在人类身上所揭示出的各种深刻矛盾更是令我们大为惊叹。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我们无需着力于从他的身上获取什么使人茅塞顿开的观念，我们所要做的，是洞悉他笔下的人类苦难，品味他笔下人物痛苦的灵魂，以及体会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展示人类与肉的苦难时所流露的深厚的爱意。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