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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已高达2。5万卢布。一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们的财产，或立即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妻子安娜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遭到彻底破产。
很多亲属都发现安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已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她经常背着丈夫与债权人谈判周旋，以拖延期限。她还开始独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渐渐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妻子真诚的爱恋。他感叹到：“婚姻中寓有一个人3／4的幸福，而在其它方面——连1／4还不到。”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去看戏，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与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个温馨和平的家庭深深陶醉了。
《群魔》
1869年12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一桩发生在莫斯科的暗杀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以小说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可以融汇其中。
这是一桩被人们称之为“涅恰耶夫案件”的谋杀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了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在日内瓦，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巴枯宁十分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斧头为标志的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不久，这个组织的会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的命令，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一个池塘。警察很快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人民惩治会”也被彻底摧毁，涅恰耶夫逃亡国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忧心忡忡。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甚而使他有些恐慌，他深深地为俄国的前途而担忧。我们曾经讲过，他与民主主义阵营在政治见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死屋手记》到《罪与罚》到《白痴》，都有着他对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批驳。在这个案件面前，他无疑找到了一个以革命民主义阵营进行直接功击的楔机，他不无恶毒地写道：“纵然是一本攻讦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它写出来。”显然，他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回国后，他又进一步审阅了有关涅恰耶夫案件的审讯材料。他根据自己的复杂的艺术构思的需要，对审讯材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赋予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刑事案件以独特的色彩：思想与幻想、宿命与悲剧的有机结合，作者将他的小说定名为《群魔》，直接表明了他对其中的人物所进行的道德上的攻击。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人物，作为“群魔”的精神领袖，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但作者对斯塔夫多金这个形象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作者承认，他“抱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他被那个博大精深但却无效的理论扼杀了。作者把他视为一个巨大而又可悲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也是一个恶棍。但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之所以要坐下来为这个人物撰写稗史，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描写他了。依我看，这既是一个俄国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颇有典型性的人物。我是从内心深处把他发掘出来的。”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狂热宣传消灭国家的做法感到愤慨与惊讶，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感到这个俄国人身上充满着生气和力量。最终，巴枯宁的形象作为一个痛苦的，恶棍式的悲剧人物出现在了他的《群魔》之中。
作者对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作者采用漫画式的讽刺描写，描述了他的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他完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人物表现了过于猛烈的攻击必，因而未能对这个人物做出艺术与哲学高度的概括，也未从性格的角度把他写成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戴了面具的骗子手、冒险家和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集丑恶之大成者，作者所擅长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未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过激的政治观念冲淡了他的艺术创作的结果。
在作者的这部小说里也有着成功的艺术形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便是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开始的构思中老韦尔霍文斯基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因而一开始作者一再对他进行揶揄嘲笑，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金蝉脱壳，冲破了讽刺的框框，具有了一些美好的特点并产生了深刻的生命力。关于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年后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他同时代人中最纯洁的一位；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是我们那些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当中的一个（这个40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我写进了小说，而且我们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形象是符合实际的。我喜爱斯捷·特罗菲莫维奇，并对他怀有深挚的敬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作者笔下，他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
以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为原型塑造的沙托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一个悔过自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他似乎在思想与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并且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国年轻一代的犹豫彷徨。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认为，《恶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缺乏给作家创作以主要的生动力量的那种主题，即：颠沛无靠的人们的苦难。在《恶魔》里完全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这或许是抓住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擅长于描写苦难的作家，他的艺术魅力在于，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苦难人物的苦难灵魂，在伦理道道上予以升华，从而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政治题材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当他急匆匆地试图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对敌对阵营进行抵毁时，讽刺与揶揄便成了他最常使用的手法。而当全篇小说完全陷在讽刺之中的时候，也便产生了浮躁的感觉，而失去了《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沉重，他所擅长的悲剧多少也转化成轻浮的闹剧。《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作政治争论时所写成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题材， （正如他的政论文章充满了保守性一样），不妨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无庸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有别于他的其它作品的小说，因为其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它的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做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在这部小说里，在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巧妙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