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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之西晋灭亡-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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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举制〃。这种改革的选举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本质上的突破,最后科举制也沦落成为写八股文比赛,而不是真正的选拨人才。
  就这样,历史往往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制度,看来还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晋朝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我们都知道〃清谈亡国〃的说法,但是事实上的〃清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
  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当时的〃清议〃影响很大,史载〃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后汉书》评价〃清议〃说,〃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清议〃之风维持了二十多年,读书人前赴后继。这些知识分子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抗议,他们的品格也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坚持理念的气节令人敬佩。
  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
  鲁迅先生说的:〃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大概就是指的这几个人。
  《后汉书》又评价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
  如晚明的东林党人,如晚清的〃公车上书〃,如〃五四运动〃,这些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但是也像〃清议〃变成〃清谈〃一样,在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正气凛然的清议成了误国误民的清谈。
  等到司马氏夺权的时候,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完全脱离现实的言论来避祸。曹魏尚存的品评朝政、臧否人物完全变成了不务实而自我标榜的风流自赏。
  最后终于沦落为极尽享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士族阶级们变得一味风流自赏。
  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像嵇康这类愤激的人被斩弃于市;而二阮、刘伶终酒佯狂以避世;只有山涛、王戎去当晋朝的大官了。
  这一些狂士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不问良心的投靠统治者,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世说新语》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台备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
  这种毫无意义的大肆挥霍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这就是晋朝制度和社会风气的现实。
  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的空谈,高官们利用垄断特权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最终导致五胡乱华这将近三百年的最惨痛历史。
  失去了正直品行、沦落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可悲的,那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或许,我们没有资格指责那些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
  他们只不过拥有智慧和见解,他们没有强权和力量抗争暴力,他们的软弱和屈服是正常人的本能,我们凭什么能够要求他们要前赴后继付出生命来争取所有人的权利?
  在他们遭遇残酷压迫和打击的时候,身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们,又做出过什么努力?
  没有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清议〃都只会在高压政策下变成〃清谈〃。
  我们还很不屑地说,那是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
  要真正发动群众,也许只有最残酷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把刀架到脖子上,割得流血,割得肉痛,群众就会被发动起来了。
  没有土壤,最坚强的种子也没办法生根、发芽。
  可以说,一个国家到了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到了统治阶层无所顾忌的残忍和奢侈的时候,这个国家只会走向大崩溃。
  没什么好说的,末日根本就是自己的选择。


6。5。纵论改革
 
  胡适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我们现在不追求〃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排外〃也早已忘却,坚持了几百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记了。
  过去,不管是辽、金,还是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汉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国人居然不再乐于用中文交流了。
  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多么开心的讲着欧洲的语言,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
  今天我们的教育里,英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文,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小学就开始双语教学,更有人提出全民学英文的号召。
  难道这不该引起忧虑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汉语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不以自己的语言为荣,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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