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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种族中发挥作用，却改变不了西方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这一历史现象与哲学不同。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曾有人坚持认为，古希腊罗马哲学是人类哲学的发源地，在他们眼里西方哲学就是哲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哲学。然而在哲学家的行列中，不仅有高鼻子蓝眼睛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有黄眼珠矮鼻梁的老庄孔孟和棕褐色皮肤的悉达多，且有色人种的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先于古希腊哲学进入成年期，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最终确立了东方哲学的地位。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终于将他所描述的哲学史定位于《西方哲学史》，默认了东方哲学的存在。
说中国没有经济学，情感上难以接受。远的不提，就说当前，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起伏相应和，国内各种经济问题的专家确实越来越多，书店里经济类的各种书目一直热销。有这么多的人关心经济学，这么多的人研究经济学问题，写经济学的书，有这么多的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和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没有中国的经济学？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经济学300年》中分明找不到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即使是在经济学“百家争鸣”的当代，“诸子”也全变成了西方人士。同时，无论从八十年代末权威经济学家提倡国内高消费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来看，还是从政府近些年来所采取的增发国债、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的政策来看，其经济学思想观点都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中国版和西方政府货币金融政策“逆向原则”的再版。中国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时借用的确实是西方经济学思想。记得曾听人说，女人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当时很为女性抱打不平。可后来发现，在哲学家的行列中的确找不到一位女性的身影。像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那样写出很有哲理的《第二性——女人》著作的女性也只能缩伏在萨特的树荫下做存在主义哲学的陪衬，尽管波伏娃为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情愿与萨特做终身的性伙伴却从来不提“婚嫁”二字。女人成不了哲学家可能由先天性别差异所致，她的基因排列方式决定了她更富有感性，更注重细微，而不像男人那样粗豪狂放因而更利于抽象与理性思维。依此类推，是否可以说中国没有经济学是因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先天不足所致呢？若认为这种推论有些荒谬，还可以反问，假如中国形成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吗？或者说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路，根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历史课程，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就能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吗？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肯定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事实只有一个：在目前世界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没有中国人的学术地位。
三百年的经济学历史没有中国人也就算了，但总应该有马克思。有了马克思，中国的经济学地位就不至于如此尴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自五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始终分为两部分，一是资本主义部分，二是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即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变成教课书体系，社会主义部分则套用苏联权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演绎，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而形成。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无一不脱胎于这种经济学教育（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渐渐地开始溶入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它离原有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越来越远，与流行于一时的西方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经济学理论却越来越近）。可在《经济学300年》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作为一种过渡夹在朱格拉与熊彼特之间被提到，其他重要的观点和理论都不在列。不知作者的本意何在，读者理解，这可能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有关：按阶级的观点分析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然不能与西方其他经济学说为伍。
经济学家是解决社会和国家经济问题的专家，其职能在于化解经济矛盾，平衡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以达到维护国家、稳定社会之目的。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些经济学家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经济学界把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统归为“庸俗经济学”，其中的经济学家则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近些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一称谓虽然不再常见，可在对学术体系进行归类时它转为“隐含文件”被保存于后台，成为一项隐性标准，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自然分裂开来。同时，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他公开声称自己的理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他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从这一点上看，讲述西方三百年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确实有它的道理。不过，作为读者不太容易接受这一道理，或者说，接受这一道理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让马克思入另册好像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实际却难免有忽视马克思的嫌疑。
经济学发展三百年，马克思恰好立于前后一百五十年之间，他的经济学理论上承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说下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可说引起了许多与马克思有同等地位的现代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一切的基本理论。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是大多数人的代表。可是，若以阶级属性划分经济理论，马克思又显得那么的孤独。在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中间，只有马克思一人属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庸俗经济学”时代，似乎只有马克思才把握住了经济学的真理，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根本无法相融，他们之间因阶级性别而形成了天然屏障，始终无法沟通。更令人遗憾的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学家将他们理解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运作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错。因为，马克思早已坦诚相告，他的经济学说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在马克思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没有因为马克思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封杀他的经济学理论。相反，他们中间许多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中受到启示，寻到了不少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路。尽管当代经济学理论确实与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能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中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
比如，马克思预测未来社会将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他认为这是那时非政治国家的主要职能；而凯恩斯则主张以国家消费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矛盾，他把国家的职能从原来的“守夜人”改变为经济的“调节者”，使国家尽可能多的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强调国家经济职能这一点上，凯恩斯认同了马克思的观点，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凯氏把未来国家的职能移植给了资本主义国家。
再比如，马克思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按说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的立场，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居然也出现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也毫不客气的拿政府开刀。与马克思一样，他们相信“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反映”，进而提出“政治行为其实就是经济人行为”（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引自《经济学300年》下册，第837页）；“政府人员并非超凡至圣，他与普通人一样，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个人既有设计一个禁绝掠夺促进交换的动机，而一旦政府建立后，又会产生强烈的欺骗宪法，以及把政府作为利用工具从他人那里获取利益的动机，从而使政府成为那些特权阶层掠夺他人的工具。”（宪制经济学派布坎南的观点，引自《经济学300年》下册，第858页）这些观点可能已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要不从国外归来的友人在喝酒时怎么都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