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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参与研讨并决定了我方这一行动，没有他的同意，许宝骙不会去进行这项活动，伪教育督办之职也就会被另外的人担任了。许宝骙著文中问：“这算不算党组织决定？”王定南第二次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许宝骙为周作人辞去伪教育督办后的空缺，并抵制第二个缪斌——文化界的痞子何庭流，仍找张东荪、王之湘商量，再向王克敏说这项促成，也未听说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什么坏事。
王定南在后来回忆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与许宝骙有些出入，说有一次是在何其巩北池子八十八号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王定南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并说“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按照王定南的回忆解释，他也是同意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分析的，至于说的是哪两句话？周本人倒真做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假若明确而严正地说的是：“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那就不会出现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的事了，因为周是在许等人多次见面后谈妥的，且事后“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没有入局，更不是戏中人。特别是假定王定南确实只说的是“所不齿”和“子孙羞”，这与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便自相矛盾了。
周作人自己对于出任伪职，在他致鲍耀明信中是这么说的：“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据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的胞兄贾芝著文介绍，“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周作人先生不仅与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同志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周保存的李大钊书稿，解放后，才让儿子周丰一从家里带到北京图书馆，交给李乐光同志取走。保护李葆华。帮助星华姊妹去延安，那时光华才十五岁，从行程的安排到路费的资助，都作过精心筹划。在星华赴延安行前，与周道别，周还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向周作人组稿的文洁若回忆：周“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荪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这些街坊们，肯定不会因他当汉奸害百姓而感谢他吧！
这类事，在后来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周作人的一条注中，没有提他是汉奸，为此，还曾被有疑问的人认为“是一种否定周作人是汉奸的信号”哩！
文洁若在一九九○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最后说：“西方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足的作家都有公正的评价。我相信，周作人的功过最终也必自有定论。”恰如《随园诗话》卷九之宋人笑赵师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仅存的两句：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经济学300年》读后
？ 曾月郁
同事新出一本专著《经济学300年》，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稀奇。这些年来大家都在比着出书，却少有诱人翻开书页细细品读的内容。有些书，即使目录令人眼神一亮，勾出读者许多的品味欲望，深入其中却常常会让你大失所望：其内容原来顶多只能称作目录的简单注释，根本没有深入的余地，自然生出作者“画饼”给读者“充饥”的感觉。
《经济学300年》同事们人手一套，看样子是单位出资作为业内人士必读之物分发下来的。对于“必读之物”，经多次经验之后读者已形成了一种心理防线，认为其如何如何，所以不必读它。但这次发的必读之物好像与其他不同，它上下两册单从装帧看就有些吸引力：封底封面截取地球的两块小半圆，在灰黄的色调下以北大西洋为中心，右小半球是西欧大陆，左小半球是美国的东部发达地区；封底封面的底部，在地球两小块半圆之外，则有三两个不知是欧洲中世纪人士还是北美土著人种沐浴在冲出层层乌云的三缕耀眼的阳光之下，他们显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物，却因世界中心三百年经济的发展而受惠。读者总是架不住书的诱惑。翻看书目，编排精致清秀，线索清晰明朗，三百年经济学历史以人物串线，由观点汇卷，进入当代，经济学的园地里居然出现了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诸子百家”气象。再看内容也可说是名符其实，至少它占用的我的时间与我所获取的收获成正比，还引出了许多不解与困惑，不觉有些问题想问，还有些话想说。
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吗？作者肯定的回答：可称之为“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至于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则历史悠久。
最早的经济观点孕育在哲学家的思想摇篮中，哲学家们由对人类关怀出发，思想到人类生存所必需，思想到人类欲望需求的满足，进而引出对社会生产、供给，对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思考。然而，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哲学家们的这种人类关怀并没有进入社会主流。欧洲中世纪以前，经济思想仅存在于奴隶主或封建贵族的庄园之中，国家是政治家们玩弄权术的领地，他们对宗教的青睐远胜于对经济的关心，所以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在解释“经济学”要加冕“政治”头衔时说：由于经济问题已超出了家庭管理范围，成为研究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问题，它成为“政治经济学”。这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孟克列钦在一六一五年给出的解释。可见，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同步。或者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还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未能成形，中国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三百年历史就可称为经济学三百年的历史，它的中心在西欧与北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影响辐射致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种族中发挥作用，却改变不了西方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这一历史现象与哲学不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