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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未想到过要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周旋或妥协，对于他们俩来说，现实是一道死亡之墙，他们在热恋中根本就对它视而不见，但在深深的心底，两人都知道墙是越不过去的。虽然朱丽叶也曾抱着幻想喝下神父调制的安眠药，罗密欧也曾怀着希望在外地苦等，那只是出于生的本能。从一开始，两人不约而同的对这爱情的预测便是以“没有好结果”，“大不了一死”这样的基调为前提的。知道自己很可能死，却还要惊天动地地爱一回，这是青春爆发的热力绘出的风景，在这眩目的风景面前，死亡隐退了。谁不愿意享受幸福？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或许就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才会产生如此凄美纯净的爱情，因为只有这种极致的爱可与它抗衡，否则爱就根本不能存在。由此又令人想到作者的爱情理想正是他对于爱情处境的自我意识，想到人如果不能如剧中的主人公那样拼死一搏便什么也不是，古往今来都是如此。面对死亡的爱在现实中是很难行得通了，但在艺术的生存中，我们仍然可以一次次演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朽的故事，用我们的热血一次次向这个充满了恶的世界发出宣言。
《拯救与逍遥》修订本前言
？ 刘小枫
一九八四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听说多年不见的大雪。我第一次见到雪。
硕士论文答辩前，我已决定毕业后离开北京去深圳大学教书。一天，即将出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北大教授乐黛云先生找我去，兴致勃勃大谈开拓比较文学研究，说设计了一套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承印，希望我写其中的比较诗学。
我虽是美学“专业”出身，但这专业已令我冷淡。我告诉乐教授难以从命。
乐教授宽厚、豁达，对我一向很好，但也固执，不许我推辞。碍于情面（而且是未来的系领导）不便坚辞，又实在不愿勉强自己，我想出一个变相的托辞：要写也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乐教授问也不问我将要写什么样的“比较诗学”，就答应了，令我再找不出托辞。
书稿在八七年杀青交稿后，出版社很快拒绝了，理由充分：攻击鲁迅是不允许的、宣扬基督信仰是不允许的、冒充比较诗学是不允许的。
出版社的拒绝令我愉快。因为，八六年残冬，我去北京出差，寄宿在甘阳的小平房。甘阳读了刚刚写成的第一章〈“天问”与超验之问〉（若干年后被译成英、德文）兴奋莫名，非要纳入他泡制出的“人文研究”计划，我正犯愁如何摆脱原出版社的契约。对本书的思想立场和语言风格，甘阳都不赞同，却大加推崇，迄今不晓得居心何在。
一九八八年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90年台湾出了两个不同的繁体字版，其中一个版本被译成台湾“国语”，加了小节标题，许多很好笑）。次年，我负笈欧洲。九三年回国后，责任编辑倪为国就不停唠叨：书老早脱销，要重印。
我不让重印。这本书并非我有意要写的，尽管后来还是带着热情写成的。
拗不过倪为国兄唠叨，九六年我着手修订，打算让新版覆盖旧版。对初版的读者，修订本将是新作品，对我来说，将是恢复原本的构思，至少摆脱“冒充比较诗学”的罪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初版只是初稿，时代的颠簸使它没有成为定稿。
一九一八年，三十出头的布洛赫发表了《乌托邦之灵》，五年后就修订出了另一个版本，以至《布洛赫全集》中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乌托邦之灵》；一九一九年，青年巴特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不到三年，就改得面目全非地出了第二版。本书初版与《乌托邦之灵》和《罗马书释义》初版都是青春热情之作，直抒胸臆、天真未漓，诋娸之辞难免过当。布洛赫和巴特还不至于被迫冒充一门学科，本稿不予修订怎可以再版？
不得已冒充一门学科的事情，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了。《诗化哲学》是我据“美学”硕士论文扩写而成，但在写论文之前，我已经对“美学”见异思迁。
七一年上高中时遇到文革“中兴”，可以念书了，我喜欢上哲学，不过仅仅是为了文学和诗。
记得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晓得，要写好小说或诗，先得念好哲学。我念的第一部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读了家藏的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和好多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中，《野妹子》（作者名已经不记得）印象最深。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会革命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我却关心“野妹子”的幸福。小说偏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是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时，满心忧伤。
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究竟信靠什幺？含含糊糊出现的生活信念意识促使我朦朦胧胧想知道什么是哲学。我遇到一位师长，他是五十年代末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有“才子”之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发配到中学教书。从他那里，我得到一堆辩证—历史唯物论的教科书。我就这样知道了什么是哲学，而且从此厌恶哲学。
高中二年级时读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的小说阅历发生了决定性转折。那是一部四十年代的旧译本，竖排，纸张发黄。读完后我泪流满面、心口作痛。民族革命和解放的故事占据了二十世纪汉语叙事的大部分时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才晓得，小说还有另一类。塔科夫斯基在小的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拉圾”。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此不再读中国的小说。十七岁高中毕业，满怀“改造农村”的革命豪情到乡下后，我继续找旧译的俄国（而非苏联）和法国古典小说来读，抄了许多卮言在本子上。
我转而从欧洲古典小说中学习哲学，进了大学仍然如此。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七九年行世，我在书店随手翻了翻：还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一边去罢。八十年代初，《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这不就是我在欧洲古典小说中感受到的那种哲学吗？激动、兴奋在我身上变成了“美学热”，热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当“美学”研究生的头一年，除了对电影和人本心理学的热情，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出现的人类学美学成了我的哲学理想。
为了搞清哲学人类学，我开始读舍勒。他的书进到北大图书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人借阅。然而，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哲学人类学（我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