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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应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国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洛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一九一○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二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三十岁，古米廖夫二十四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十五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下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一九二一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六三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一一四二。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那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一九六○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臂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