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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一九一三年三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二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胡适与泰戈尔
？ 孙宜学
胡适晚年说过：“我的相很难画”，这确是自知之明之论。他的身上，可以说浓缩了现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政治特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幕，但是，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和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先知，胡适在走着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时，难免要带上过渡时代的鲜明印记，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无论是他活着还是在其身后，真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识君者有几人？”长期以来，在他那巨大的身影的压迫下，在某种外在的批判标准的笼罩下，我们竟不敢直视或故意斜视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痛骂为“国贼”、“人民公敌”，而事实上，他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像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有痛苦、有优点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但他这个普通人与一些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渴望真诚的理解，渴望与人开诚布公的交流，渴望与人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都能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他历来是宽以待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为此他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也为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但这才是真正的胡适，若我们能把胡适还原到这样一位普通人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这些谜，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容易使人接受的答案。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前后胡适表现出的矛盾态度，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一
泰戈尔是应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他当然是抱着文化交流的良好目的来的，没想到到了中国之后，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组成了“驱泰大军”，“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而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则组成了“保泰大军”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令人费解的。
泰戈尔是先到上海，然后经由南京、济南、天津到北京的，自泰戈尔到京后，胡适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关于泰戈尔的报道中。在京期间，胡适虽然没有象徐志摩那样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但北京各界欢迎泰戈尔的重大活动他都参加了，如到火车站去接泰戈尔，陪伴泰戈尔游北海，参加北京学界为欢迎泰戈尔在海军联社举行的公宴，与徐志摩、林徽因一起陪诗人在草坪散步，开茶会，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的生日和命名典礼，称他是“代表印度的最大人物”，后来徐志摩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决定罢译（泰戈尔在华讲演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翻译的）后，胡适还承担了翻译的任务，对泰戈尔可谓恭敬之极，执尽弟子之礼。泰戈尔原计划在北京讲演六次，但没想到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就有人散发传单要撵他走，使得宾主都很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挺身而出”，对批评泰戈尔的人进行反批评。
五月十日上午，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对北京青年学生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正式演讲前，胡适慨然登台，对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进行警告。他说：“外国对于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于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同时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足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段，亦当取法于泰戈尔。”（1）但胡适的警告似乎并没奏效，因为在泰戈尔这次演讲过程中，还是有人散发驱逐泰戈尔的传单，名为“送泰戈尔”。泰戈尔因为国内这股反对的力量太强而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北京之行，把原定的六次演讲缩减为三次。五月十二日，他发表了在京的第三次演讲，实际上也等于他对北京的告别辞。在泰戈尔正式演讲前，徐志摩先登台作了对反对泰戈尔者进行谴责的演说，随后作为配合，胡适针对在讲演场上多次出现的反对泰戈尔的传单问题进行了辩护性的解释。他直截了当地说：“前天会场中发现‘送泰戈尔’的传单，我见了很感觉不快。
第一，传单中说，研究系因为去年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失败了，所以请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争气。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去年玄学科学的论战起于四月中旬，而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君到北京也在四月中旬，那时北京大学因为种种的困难不能担任招待泰戈尔的事，所以恩厚之君才同讲学社接洽，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南下，那时泰氏来华的事，已接洽略有头绪了。我也是去年参加玄学科学论战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泰戈尔来华的决心定于这个论战未发生之前；他的代表来接洽，也在这个论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参战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