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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人至今不解，并不能不为之浩叹的。在中国像马寅初、陈寅恪这样敢于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多；钱钟书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但表现比较消极。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变得服服帖帖，并务使他们人人具有“原罪”感，从而聪明才智受到巨大压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哀。我关在秦城监狱时，“文革”在我脑中如一幅这样的图画：毛泽东象个巨人那样站在天安门，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林彪，周围则是狂风落叶。
中国必须清算教条主义，必须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清算一切“左”的危害。
坚决贯彻邓小平一九八○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显得滞后。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同时，权力不受到限制，没有各种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丛生，甚至难以遏制。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个问题中有四个问题同邓小平《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就更复杂了。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此文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嘱咐》一书稿约，撰于一九九九年夏。现重新改写。二○○○年九月记）
重读宋教仁
重 读 宋 教 仁
？ 骆驼刺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二十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一九四○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一九七三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3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十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一九一一年秋天到一九一二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一九一三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惟一的共识。
一九一二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