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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硬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于是，紧锣密鼓，反右派结合反“反冒进”；几年间就能超英赶美，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了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期间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不可思议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消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应当说，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是太生疏、太不理解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恐怕还是源于马恩早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和残酷，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能扩张性，而很少注意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和不断变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似乎注意到了中国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面，但革命胜利很快到来，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追赶苏联，完全不顾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在西方所起变化，盲目估计世界形势，苏联卫星先上天，即“东风压倒西风”，以为社会主义阵营会很快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成为头号要打倒的敌人，而忽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没有肃清，自发的小农经济思想占优势。毛泽东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没有到过西方国家。他个人的经验主要在战争年代，以打仗和政治斗争为主，他非常熟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帝王统治之术；经济方面只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条，又不幸地以为搞经济难道会比打仗还难吗？于是过分迷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迷信“发动群众”的威力，直到总觉得自己才是一贯正确。于是经济上无视实际，以浪漫主义之要求而令全国立刻见之于实际。当然，也还由于有这样的土壤，历史造成中国老百姓太听话，如鲁迅所言，习惯于当奴隶乃至当奴才，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敢讲话的也被整得不敢讲话了。三年“大跃进”死了多少人？保守的估计有两千万以上啊！我当时在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后来田家英等人听说我在挨饿，向李富春反映，才把我调回北京。回北京前先调到虎林镇上电厂劳动，在那里可以买到泥鳅，六毛钱一个的鸡蛋，才免于一死。我体会到挨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刘少奇却说了真话，“饿死人是要写入历史的”，饿死那么多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跳出来保护毛泽东，把一切错误推在“不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说法，非常满意。在损失如此大的关头，毛泽东仍未转弯，一意照既定方针办，不愿吸取教训；以后直至发动红卫兵来解决刘、邓问题，这是不可思议的。
狱中的思考
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劳动。五月间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来人，要我交代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问题。我跟来人说：“他们不危险，危险人物是陈伯达。”我请他们带信给周恩来。后来他们再次来，将我给周的信退给我，说不能转交。随后十一月十一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住单人牢房。西方的狱政，除死刑外，与世隔绝的长期单监是—种最残酷的惩罚。被囚者会因此丧失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导致神经错乱。在延安时听说过这样一件事：王若飞在国民党监狱单监五、六年放出来后，竟叫怀表为“锅盖”。原先我以为关的时间不会太长，后来看见监狱中有起重机在运作，知道还在扩建，必须作长期打算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问题何在。
开始几年没有书看，最后三年才允许读马、恩、列全集和鲁迅全集。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除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学习做旧体诗词。开始时是即兴口占，随作随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我一瓶紫药水和几根药棉签。灵机一动，发觉可作“奇墨怪毫”。于是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偷偷地将“一箩筐酸果子”——几百首诗词录在自己的《列宁文选》（两卷集）上的空白处。后来诗集出版，题名《龙胆紫集》，来由即此。
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狱中诗词，有一部分很含蓄地反映了我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思考。
高天云气暖寒斗，大地飙风南北旋；
节令更时旋斗烈，书生常在覆翻间。
这是写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动荡不安的命运。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几乎不承认相对的平衡，不懂得阶段稳定性的必要，总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万景冬来成一色，百花春到总千颜。
四时风物人殊好，独爱冰封未免偏。
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人是各色各样的，应当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允许人们有不同的个性，允许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批评普鲁士政府控制舆论，禁止言论自由，也是以自然界花色各异为例的；晚年还谈过，党内必须议论自由。反右派运动中，大家知道，稍有不同的看法、说法、便遭戴帽之灾。
真理过头成谬误，伟大可咍差一步。
中西谚语意常通，莫贬过犹不及句。
伟大与可笑之间只差一步，这是西方谚语。事情做过了头，走了极端，伟大就成了可笑。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具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把什么事情都做得“翻天覆地”，其实很多事是渐进的改良的。
人皆有限识和知，心血来潮每自欺。
难免高明也失算，正如国手有输时。
这是不同意把毛泽东看成完美无缺的神人。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时代、知识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品德）。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过分迷信，再加上一帮起哄的人，使他不能不犯很大错误。
还有一些诗也是针对毛泽东性格的偏激，越来越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如：
看事容易作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
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囊倾一博然。
言行一致最为难，明哲时忘昨日言。
最是潮流难抵抗，搏鹏九万更昏然。
无择细流为大海，不辞粒土出高山。
船装万担因空腹，秤压千斤靠小权。
文火炖之肉烂香，频施猛火必焦黄。
和风细雨苗欢长，暴雨狂风禾易伤。
《龙胆紫集》中，有好几首歌颂毛泽东的诗，还有长诗，这些只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为止。
我在监狱中养成了理智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下来。长年独守空房，当时有条件想这想那，我有意冷静地思索，思索得很多。
我想到毛泽东的文化状况。前面已经提到，他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态度。人所共知，他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他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几乎毫无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为其所用，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负面的东西，如基于小经农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大同理想、平均主义等他是有兴趣也有好感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君权至上、乾纲独断，号令专行，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驾御策略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他也讲民主，说过要让别人讲话，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等等，但这只是居高临下恩赐的民主，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
我也想过必须尊重独立人格、尊重个人创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消灭人身和思想的依附，才能焕发自身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体育竞技、科学发明、文艺创作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可是毛泽东却以做秦始皇为荣、为傲。这是使人至今不解，并不能不为之浩叹的。在中国像马寅初、陈寅恪这样敢于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