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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充满智慧的思想。比如，他论“为政”，提出了清廉公正、贤明治国的政治理想。桑丘上任“总督”时，堂·吉诃德一连提出了几十条准则，要他办事公正，兼听则明，不受贿赂，不徇私情，刑罚应当宽严适中，要讲仁慈，要有善心，“只要不损害当事人，要尽量宽恕。仁爱和公正尽管同是上帝的品格，我们看来，仁爱比公正更有光彩。”他在给桑丘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要爱护子民，“一是以礼待人；…… 二是照顾大家丰衣足食，因为穷人最忧虑的是饥寒。”（第二部四十二章，五十一章）再如，他论“武职”，论“战争与和平”。他认为：“法律不靠枪杆子就站不住；因为民主国家的自卫、王国的存在、城市的保障、公路的安全、海上盗寇的肃清，全靠枪杆子。一旦发生战争，暴虐和混乱就跟着来了，无论民主国家、王国、帝国、城市、海道、陆路，不靠枪杆子都要遭灾受祸；战争不停，横行霸道就势所必然，灾难也就没完没了。”“拿枪杆子的目标是和平；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福，世界和人类听到的最早的福音……和平就好象上帝亲手赐与的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能有什么幸福。和平是打仗的真正目标……”。他还记述了当兵的辛苦和危险，提出了诉诸武力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思想都具有现代意义。（第一部三十七、三十八章，第二部二十七章）此外，他的论戏剧、论翻译、论教育、论诗与诗人、论人生以及信口而来的其他谈论等等，都闪烁着真知灼见，同时也不能不说这些都体现了塞万提斯的思想。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形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特征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典型。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学识渊博，糊涂的时候乱冲乱杀；他迷恋的是中世纪的骑士道，言谈阔论却俨然是十六、七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些极端矛盾的特征通过塞万提斯的妙笔，和谐地融于堂·吉诃德一身，给读者以多方面的美学感受。他不仅仅是可笑的，也是可爱的、可敬的。我们爱他的“智”与“勇”，却不得不笑他的“愚”与“呆”；敬佩他的美德、崇敬他的伟大理想与献身精神，却又可怜他的疯傻、他的不识时务；喜爱他打抱不平的喜剧行为，又悲叹他不顾现实、不自量力的悲剧结局。堂·吉诃德形象的美学意义，也正在于这种喜剧与悲剧因素的交错统一。别林斯基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象这样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甚至还是不完善的例子，只能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16页）
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也是当时西班牙现实矛盾和塞万提斯人文主义思想的软弱性、局限性的反映。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西班牙封建势力依旧强大顽固，构成了当时西班牙尖锐的社会矛盾；昔日帝国的辉煌荣耀与现实的衰落黑暗，造成了哀伤、犹豫、苦闷的社会心理；所有这一切是堂·吉诃德形象诞生的社会基础。塞万提斯本人追求正义与功名的坎坷人生和他难以实现的人文主义理想、他对现实的愤懑和他天生的乐观主义胸怀，则直接造就了堂·吉诃德的灵魂。正如西班牙小说家、戏剧家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年）所评论的那样：“只有盛产天才、英雄、圣人和怪物的西班牙，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类把理智与荒唐、神秘的信念与武士的骄傲集于一身的混血儿。”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又矮又胖，坐在自己心爱的“命根子”灰毛驴上，紧随堂·吉诃德身后，与主人形影不离，一唱一和。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两眼不看现实，而桑丘只能看到具体的一事一物，不懂得抽象的理性思考；堂·吉诃德是为抽象的正义和理想而献身，桑丘只是为具体的利益和实惠而活着；堂·吉诃德的准则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不干超人之事，不成出众之人”，而桑丘的原则是“一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眼前的东西，比记忆里的形象更动人，更叫人撒不开”，“如果给你一头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绳子赶去”；堂·吉诃德是“超越现实”的英雄，桑丘则是“迷恋尘世”的凡人。主仆二人一疯一傻，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
桑丘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劳动农民的典型形象。他在小说中的性格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是复杂矛盾的。塞万提斯以其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敏锐观察，深刻地理解当时西班牙农民的苦难遭遇与愿望，因而十分成功地塑造出桑丘这一矛盾而复杂的农民形象，并通过他的陪衬使堂·吉诃德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内涵也更为深刻。桑丘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头脑简单而不失聪明机智，胆小贪财而不失纯朴磊落，自私利己而不失善良忠厚，投机取巧而不失忠诚仗义，饱尝屈辱而不失自尊豁达，历尽艰险而不失乐观幽默。
桑丘是个普通的农民，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是纯朴而实际的，同时还带着小生产者狭隘自私的特点。他家里很穷，有一个驼背老婆和几个孩子，女儿出嫁无嫁妆，儿子上学没钱，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给堂·吉诃德骑士当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绩，名扬后世，而是希望通过适当的冒险活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生活出路，尤其是在堂·吉诃德答应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工钱，还答应夺得海岛之后留他做总督，使他永远不再受穷之后，他才跟堂·吉诃德出门游侠的。他追求的是衣食温饱，升官“当总督”是堂·吉诃德启发他的，是他整个游侠过程中的动机和梦想，但这一愿望的背后仍是非常实际的“当官发财”，发财是为老婆儿女着想，是为他自己和全家的生活着想。他在游侠过程中，逐渐看透了主人是个疯子，主人的“事业”和给他许的愿恐怕难以实现，因此屡屡想“溜之大吉”。比如，第一部第十八章叙述主仆二人大战羊群之后，桑丘发现褡裢袋丢了，他差点发疯，反复咒骂自己，心里暗打主意，想撇下他主人回老家去；尽管辛苦一场，工资白丢，主人家许他的海岛总督也只好落空，他都顾不得了。第二部第二十八章中，他们劝解“驴叫纠纷”挨了打后，桑丘直截了当地对吉诃德说：“我一天比一天明白了，跟您在一起是没什么指望的……这回是打在我背上，下回会打在眼睛上。我实在是个糊涂蛋，……我要是回老家，到老婆孩子身边去……可不是好多着吗？”这一点，桑丘的确与《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很相似。八戒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也是常常打退堂，并没有为事业献身的恒心。八戒刚拜过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