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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揭露和批判了贵族子弟荒淫卑劣的行径，赞扬了贫民女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名誉而不为封建权贵的威逼利诱所屈服的精神。当贵族青年堂费南铎诱骗乡下姑娘多若泰时，她义正辞严的怒斥：“你尽管抱住我的身体，我的心却是坚贞不移的……我是你管辖的农民，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仗自己出身高贵，糟践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我地位低，是农家姑娘；你是主子，是绅士，可是我的名誉却也跟你们贵族的是一样宝贵的。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钱财我不稀罕，你的诺言骗不了我，你的眼泪和叹息也不能使我心软。”（第一部二十八章）语言如此严厉，反抗如此强烈，意志如此坚定，表现了贫民女子贫不可辱、弱不可欺的精神。
总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展现了一幅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鲜明图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腐败、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荒诞见真实，滑稽藏辛辣！因此，恩格斯对塞万提斯的评价很高，把他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以及《神曲》的作者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塞万提斯对西班牙社会的描绘，认为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1854年9月，他在撰写《西班牙的革命》时，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为了阐明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真实动机，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了《堂吉诃德》”。他在《西班牙的革命》一文中，对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做出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如果说在卡洛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的想象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页）
不朽的艺术价值
《堂吉诃德》不朽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不仅为一个逐渐被废弃的文学典型送终，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正象任何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有其先驱和同宗一样， 《堂吉诃德》也是在英雄史诗、骑士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怀着对骑士小说的强烈厌恶之情，以其天才的艺术眼光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在夸张地摹仿和揶揄骑士小说这种文体的同时，不拘成规，大胆创新，从而不知不觉地超越了滑稽模仿本身和各种旧文体的模式，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正如海涅所说，塞万提斯“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了模范。大诗人的手段总是这样，一面除旧，一面布新，决不会有所破而无所立。”因此，“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文学研究集刊》第2集第173页）《堂吉诃德》的文体首先是直接摹仿了骑士小说的文体，它采用骑士小说的叙述方式，并对这种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情调等形式特点和表达方式进行种种夸张，而这种故意夸张摹仿所产生的滑稽、可笑、讽刺、荒诞的效果，有效地否定了骑士小说传统的规范，并造成摹仿者和摹仿对象在情趣、观点和主题上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便是新小说诞生的基础。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虽然揶揄着骑士小说的文体，但却巧妙地利用了它的技巧使自己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这种体裁“题材众多”，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这种文体没有韵律的拘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用散文来写他的史诗、抒情诗、悲喜剧，而且具备美妙的诗法和修辞法所有的一切风格”。他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眼光，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把书中主人公荒诞的游侠经历安排在真实的现实背景上，通过他们游历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现象，生动地反映了西班牙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面貌，起到了讽刺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效果。这种着眼于描绘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主题，是以往的小说所不具备的。同时， 《堂吉诃德》的情节不是旧骑士小说中因袭的荒诞的骑士传奇，而是现实中一个“书呆子”做“骑士梦”的故事；它所着力描绘的人物，不是神话中的形象，也不是王公贵族之流，而是社会下层的小绅士和劳动人民，因而增强了小说表现社会的功能及其表现的力度。这就是为什么一部摹仿骑士小说的滑稽故事，居然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根本缘由。正如海涅指出：“塞万提斯在骑士小说中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画，搀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
塞万提斯还巧妙地利用了骑士小说所固有的训诫性，即在小说中插入一段与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话，议论各种问题。所不同的是，塞万提斯通过书中人物所发的议论不只是道德评价或幼稚可笑的所谓哲理，而是在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政治、宗教、道德、婚姻、文学、教育、社会风尚等一系列问题的议论上，都深深打上了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烙痕，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深邃的社会批判思想。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把讽刺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具有了新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卜迦丘的辛辣尖刻，也不同于拉伯雷的喜笑怒骂，而是将英雄与小丑、疯子与智者、悲剧与喜剧、严肃与滑稽巧妙地交融为一体，是一种幽默而又苦涩的讽刺。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居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这种看法似可商榷，但塞万提斯的讽刺艺术极具特色则是无疑的。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越把自己扮成救世的英雄，就越落在丑角的地位上；他表演得越严肃，就越显得荒唐滑稽；他的行为是疯傻可笑的，他的议论除骑士道之外则是理智高明的，反而越使人感到可悲可叹。堂·吉诃德的行侠往往是以喜剧性的情节出现，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使读者不禁发笑，又在笑声中顿悟或深思。比如，吉诃德骑士受封一节很有代表性。中世纪的骑士称号，通常是由国王或大公爵之类的人物主持封授，封授仪式是隆重的、神圣的、严肃的。而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封授骑士称号的仪式却放在一个小小的客店里，由客店老板来主持封授仪式。没有礼拜堂就在马棚里守护盔甲；没有贵夫人，就由两个妓女侍候。特别是通过彻夜守护盔甲这个滑稽荒唐的情节，把这一神圣、严肃的封授仪式作了淋漓尽致的嘲弄，从而使骑士制度在笑声中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塞万提斯十分善于运用“笑”的艺术手法，达到不同的讽刺效果。当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城堡，把过路的妇女当作落难的公主，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时，他那荒唐的幻想引起的是读者轻松而欢快的笑；当堂·吉诃德在黑山隐居修炼，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连翻跟斗，表示他为想念心上人而发疯时，引起得是读者的嘲笑；当他挨苦役犯的打，受公爵夫妇及其侍女的戏弄，被猫抓，被群牛践踏而遗体鳞伤时，引起得是读者同情而又愤慨的笑。这位疯癫骑士在整个行侠过程中，满怀热情地一心实现骑士理想，锄强扶弱，革新社会，造福天下，虽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信念不灭，但因其“错误的打法”而最终失败，读者的笑就不只是嘲讽、同情、愤慨、悲叹，还有些许的赞扬与敬佩。这是复杂的、意蕴深厚的笑，笑他的愚蠢，笑社会的悲哀。
再如，《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公爵夫妇戏弄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的情景，通过他们二人尤其是桑丘“当总督”“出洋相”的“笑”，尖锐地讽刺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