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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强大基础。再如，指南针自13世纪起传入欧洲，使欧洲航海术迅速进步。同时，地理知识的更新、造船术的提高、海外冒险的巨额利润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引起了西欧各国对海外航路的探寻。西方史学家把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称为“地理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接着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怀着黄金梦的西班牙冒险家麦哲伦环球航行取得了成功。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第24页）总之，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新兴的资本主义与衰落的封建主义在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彼消此长的激烈斗争，这时的欧洲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一场文化革新的曙光已先期而至，并于 16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欧洲中古初期的文化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无不具有宗教性质。教会垄断学校教育。学校中虽设有七艺，但内容完全为神学服务。理性被视为邪恶之媒，唯有信仰才能导致灵启，获得真知。教会还大力宣扬禁欲主义。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 （354——430年）所著《上帝之城》就宣传人世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要解脱人世的枷锁，必须禁欲修行。禁欲主义的思想是教会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反对教会的统治即封建文化的斗争，要求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以及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支配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必要条件。从14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关系萌牙最早的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当时天主教教会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新兴资产阶级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可以鼓舞自己而与封建神学抗衡的积极因素，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了学习古代的思潮。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学者流入西欧，与此同时古罗马废墟上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在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世界，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人们头脑中的教会神学观念便迅速瓦解。所谓文艺复兴，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历史意义是为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制造舆论，而绝非复兴古典文化。古典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借以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利条件，它绝不代表文艺复兴运动的本质。
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人文主义者反对中古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即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城市市民长期以来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政治、经济和个人自由的斗争，至此形成系统的理论。人文主义思想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它继承湮没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打破了禁锢人心的教会权威和封建愚昧，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也正体现于此。
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杰出诗人但丁·阿利格里（1265—1321年）。恩格斯说道：“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代表性著作 《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篇组成。在这部著名的诗篇里，他使用隐喻象征的笔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虽然也重复了中古关于禁欲和来世的观念，同时还流露出没落骑士贵族的幻想，但是诗中这些旧观点已经无疑被新的思想所压倒。但丁选择古典时代的诗人维吉尔作为梦游地狱和炼狱的向导，又选择理想中的恋人碧雅特丽奇为游历天堂的引路人，这两人都是俗界人物，所代表的是尘世而非教会。但丁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在《神曲》中把历史或当时的人物各个安排在地狱、炼狱或天堂里。古典时代的诗人并不是按照教会的标准，放在地狱中受苦；而主教和僧侣却被打入地狱，受着永久的折磨。但丁特地为当时尚未死去的教皇卜尼法斯在第八层地狱的火窟里预留了一个位置。这种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勇气，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歌颂了自由的理性，个人的情感，求知的精神，并在诗中穿插了许多故事，使幻想和真实形成了奇妙的结合。
继但丁之后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薄伽丘（1313—1375年），其著名作品是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它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各地商人的奇谈，有中古的神话和传说，也有从东方传来的故事以及作者所亲自观察到的奇异的社会现象。作者通过情节离奇的故事，对教士、贵族和男女修士的愚昧无知与荒淫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宣扬个人的智慧和勇敢及“人类平等”的思想。他的全部作品都充满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地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里传播开来。15世纪时，除佛罗伦萨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文艺复兴中心，如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15世纪后期，人文主义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和英国。到16世纪在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达到了高潮，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文学巨匠。我们从上述所例举的早期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作品情况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产生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早期的艺术家刚刚开始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能够对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人的现实生活与环境等加以体察，并且反映于自己的作品中。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其作品描写的大多是宗教或古代神话中的题材，还不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人，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西班牙历史的发展状况。
西欧政治经济的变革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猛烈地冲击着西班牙王国，到15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西班牙历史形成的特殊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在西班牙的成长远不如它在英国、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那样顺利，因而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西班牙就表现得更为痛苦与悲哀。
摩尔人的长期占领和西班牙人民收复失地斗争的阶段性，使得西班牙各地区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这些王国都有它们各自特殊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时说：“西班牙地方性的生活、各省和城市公社的独立性、社会的复杂情况，起初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造成的，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是依各省摆脱摩尔人统治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方式。”这一状况对西班牙社会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