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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目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而且来源于对企业和个人盈利行为的过度放纵甚至鼓励。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它对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们的盈利行为不仅是纵容，简直是极力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对盈利行为的不顾一切的鼓励之下，任何浪费甚至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发展起了一个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绝对命令，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出口资源和出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都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得到优惠的低税率的热烈欢迎。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了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变为可持续，我们必须：
打破“招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打破市场化的迷信，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7、从结构入手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科技财富》：当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难以提高的根源是什么？
左大培：从消费来分析，当前这一块需求增长确实很慢，根源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此外，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政府从而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
总体上看，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大福利性服务改革，降低了城乡居民消费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在收入增长前景不好的情况下，居民不敢放心消费。这是储蓄增加、贷款难以找到对象的重要原因。现在经济增长评价指标只以ＧＤＰ为主，而不考虑ＧＮＰ因素，必然忽视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
《中国科技财富》：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达396。5亿美元，从外贸依存度分析，如何判定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景？
左大培：从去年9月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加快，进口减缓。出口之所以在以上几个月快速增长，原因在于美元持续贬值。货币贬值与出口的增长并非同步，有一个滞后期，时滞是国际贸易中的“订单效应”的体现，因为贸易订单通常是提前的。当前，世界经济扩张2004年达到顶峰后有所趋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增长难以持续高位运行。
从对ＧＤＰ增长贡献因素的三大分法来看，进出口这一块已经不能指望有多大的贡献能力。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因为对ＧＤＰ增长有贡献的部分是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如果笼统提进出口拉动是不准确的。从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净出口值在每年6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高点，短期不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降低。因为进出口问题涉及到国际贸易和经济格局，纠纷繁杂。顺差扩大的话，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会立即反弹，而且极容易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1993年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说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达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中国也一直有对外贸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国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国家大小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1951…1996年的经验表明，这样大小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应保持在8…9％之间，进口依存度应保持在7…8％之间，整个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则应当保持在15…17％之间，而中国超过30％。按照上述国际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常进出口依存度应该是20％。目前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不仅过高，而且高于正常水平过多。
《中国科技财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
左大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是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结构性问题，当然，世界很多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中国有中国的特殊之处，要看清问题核心所在。中国近期的经济过热体现在少数部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关联产业，比如钢铁、水泥、建材，进而涉及到能源。比如2003年投资突然出现高峰，房地产投资达到1万亿元，差不多占当年总投资的10％，而美国仅占4…5％，从而使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10％。原因就是房地产行业迅猛的发展，究其实，是银行消费信贷的推行。由于储蓄增大，又缺乏成熟的产业发展的支持，银行贷款找不到方向，消费信贷成为信贷新的发展方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汽车和住房。当时，消费信贷余额增加额起码占房屋销售额的一半，一下将房地产行业刺激起来。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又造成钢铁、建材、能源投资的第二轮抬升。最近钢铁投资增长的原因，是房地产行业还没有走向萎缩，处于高位徘徊，房地产业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还处于观望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难持续的增长方式，造成整个经济结构的扭曲，前景非常危险，也形成一个怪圈，对房地产投资放开则过热，收紧则过死。
从上世纪90初年代开始，十几年来，房地产增长突飞猛进，依靠房地产行业（包括城市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走了十多年，而房地产行业具有极强的扩张惯性，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膨胀，是当前经济增长形态下投资饥渴症难以消解的主要原因。这种增长方式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中国十几年来面貌大为改观算是其成就之一。但这种方式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没有多大益处。因为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来说，并没有多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日本房地产泡沫之所以破灭，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在房价、出租收益等方面与其他行业收入相比过高，造成比例失调。
一国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提高国家实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目标，必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高经济的自我创新能力，拥有经济自我主导权。否则，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够，就会走向依靠泡沫增大经济总量的道路。现在，不是我们发展这类产业的能力不足，而是投入不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关键部门增加投资，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从而扭转当前的经济窘境。比如，建立技术研发和产业提升基金，将储蓄投入到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行业中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