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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的香港《信报》社评指出：“中资企业的老总通常都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过去不少内地企业由盛转衰，或在不知不觉间爆出惊天丑闻，都是源于企业内部失衡、公司治理水平偏低。”“中国航油的总裁陈久霖2002年获得的报酬是1600万元人民币，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榜首，被当地称为‘打工皇帝’。由于他在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 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层，公司内无人敢逆其意而行，结果铸成大错，令中资企业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
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失去制衡，没有以企业内部的制度规章约束企业的领导个人，这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根源。而这样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又是出于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是个有个人迷信传统的国家，人们愿意将个人神化，迷信并依赖单独的个人。对一个武将关羽的神通可以迷信到将他奉为“武圣”“关大帝”的程度。可就是这个关羽，虽有“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后两项战功其实多一半是后人捏造），不也最后败走麦城，丢了性命吗？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大谈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好好说说他怎么败走麦城。正是出于这种对个人的迷信，中国人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也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支配下，才会在最近十几年中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
也正是在最近十几年里，“企业家”个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我们只要看看，七八年前声名赫赫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几个在经营他据以起家的那个企业，又有多少“著名企业家”已经倒下，我们就会明白，迷信单个的“企业家”个人是多么可笑，把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企业家”个人身上是多么地不可靠。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又一次说明了那个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神，而只能是会犯错误的人；把企业和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个人身上是错误的；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和规章纪律来约束企业领导的个人行为，否则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由于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白送给任何个人都有害无利。
宏观经济
01、宏观经济过热实质上仍然来源于经济上的困境
2002年底，笔者非正式地发表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当时大家还都在谈论宏观总需求不足，而我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短期：总需求为何不足”。但是自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人们就在谈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总需求是否过大。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细心的人势必会问笔者：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如果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你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说的岂不就过时了吗？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评价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同样明确的两个部分：至迟从2003年第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目前仍然处在过热之中，当前的总需求确实已经大于总供给潜力；但是，尽管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甚至开始了通货膨胀型的经济过热，但是中国经济需求小于供给的整体困境并无实质性变化。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说法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其统一点就在于：2003－2004年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但这个经济过热很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很强，如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陷入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求大于供的过热只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这种强烈波动性的根源还是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论述的那些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的表现形式。
首先说当前宏观经济的过热：20世纪90年代我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断定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每年约为9％，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超过这个“潜力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会不断上升。这样的增长持续下去，整个经济就会陷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它标志着经济内部协调的混乱，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这样的分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过热提出了两个衡量标准：一是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9％，另一个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速度不断加快。
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这些经济过热的指标：
——自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始终显著超过9％，只有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防“非典”才使季度的同比增长率低于9％。20 03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率已经高于9％，如果不是由于第二季度的“非典”冲击大大降低了该季度的经济增长，2003年全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肯定在10％以上；
——中国的各项物价总水平指标上涨的速度都明显加快，特别是消费物价指数的年上升速度已经增加到了3％以上，2004年第二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更比上一年同期上升5％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能仅仅用国际粮价带动中国粮价暴涨的影响来解释，因为早在2003年就发生了工业原材料（特别是钢材）价格的暴涨，这种暴涨正是宏观经济过热的表现。由这两大指标看，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如不及时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紧缩，1988年和1994年那种爆炸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有可能重演。
但是另一方面，宏观紧缩政策也确实有使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多年的通货紧缩而难以摆脱的危险。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宏观紧缩措施的力度上，而在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强烈性和这次过热的脆弱性。这种波动的强烈性和过热的脆弱性，都来源于真正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它使中国经济持续地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威胁。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论述的正是这种持续的总需求不足的威胁。
现代世界各国和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都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消费需求的波动相对较小，其增长率相对比较稳定，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就比消费需求大得多，其增长率也极不稳定。这样，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的波动上：当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时，整个经济过热，此时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而当投资需求增长过慢甚至下降时，整个经济就陷入萧条，此时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则较高。
由于消费和投资在宏观经济波动上起着这样截然不同的作用，一个经济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越高，该经济波动的倾向就越低；一个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低的经济不仅总需求不足的倾向更强，而且其充分就业对投资需求的依赖性更大，从而由于投资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发生经济波动的倾向也更强。
投资的内在不稳定性来源于投资仅仅取决于赢利的前景，而赢利的前景又反过来受总需求影响。在经济从一场萧条中复苏的初期，某些开支的增进可能增进总需求，这在存在大量失业的环境下会大大提高赢利率，从而带来极高的赢利预期，这种赢利预期又反过来促进投资的增进，从而由投资的急剧增加而带来繁荣；而当经济中的总需求由于某种原因而下降时，这又会反过来降低赢利率和赢利预期，从而大幅度地降低投资，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
我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而积累率（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则偏高。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占优势地位的意见是要提高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以后一个时期中这一比例也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到1991年，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又重新跌到1978年的水平以下，1995年更跌至一个新的最低点。而在90年代中国的经济萧条中，消费占需求的比例虽然有所回升，但也没有回升到1991年的水平。2003年的经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