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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天之后，1999年12月14日“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由5百万元增至8千万元。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四川国腾的那个股权结构就是在这次股权变更中形成的。在四川国腾的这个股权结构中，“影子股东”程庆仍持有28。75％的股份，四川华威信息公司也持有22％的股份，“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和“四川电信规划设计院”也成了两个大股东，而四川国腾最初成立时的那些其他私人股东倒都成了小股东。前边已经说到，在这个股权结构中，只要能保证“影子股东”程庆与何燕的行动完全一致，何燕就能实现对四川国腾的绝对控股。
但是，这样一次股权变更，其基础却是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一个法律上无效的股权结构：
据《新财经》上的文章报道，四川华威信息、中储成都公司、规划院和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之所以能在四川国腾的这次股权变更中获得了该公司60％以上的股份，是因为它们“以其在成都国腾49。85％的股权出资，按比例置换到四川国腾公司”，《商务周刊》的文章则说成都国腾这49。85％的股权“价值4800万元”。
而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四川华威信息和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成都国腾的股权结构，是工商登记中注明的股权结构，因而是在法律上生效的股权结构。但是这样一来，四川国腾1999年12月14日的股权变更，依据的就是成都国腾的一个在法律上无效的股权结构，因而不应当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何燕等人在1999年12月14日变更四川国腾的股权结构时，依据的是他们自己利用对成都国腾的实际控制权而作出的股权变更。何燕等人强调，商地置业公司向成都国腾投入的150万元现金只占成都国腾3166万元注册资金的7。5％（其实要按这样的算法是连5％都没到），因而只应得到成都国腾7。5％的股权。据此成都国腾在商地置业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于1998年12月2日和1999年7月6日两次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决定将国腾“转给商地置业公司未生效的12。5％的股权转给华威信息”公司，并决定了其它一系列股权转让。
这一系列的股权转让，使得在成都国腾的全部股权中，“中储集团公司”只持有25％，“华威信息”持有22。5％，所谓的“国腾职工持股会”持有20％（“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持有的国腾股份应当来源于此），四川邮电规划院持有14％，商地置业持有7。5％，倍特软件持有6％，何燕本人则持有5％。这样一种股权变更当然遭到股东商地置业的坚决反对，结果是到工商局变更登记没有成功，成都国腾在法律上一直保持着1997年的股权结构。
与四川国腾的这一股权变更相关联的是，据《商务周刊》的文章报道，由于华威、中储、规划院和莫晓宇等8人“将其在成都国腾中价值4800万元的股份作为对四川国腾的出资，四川国腾由此取得了成都国腾49。85％的股份”。但是可笑的是，四川光华审计事务所却坚持说，四川国腾应为获得成都国腾的这49。85％的股份而向华威、中储等所谓的“成都国腾原股东”支付4800万元现金，由于四川国腾至1999年12月13日为止仍未向这些“转让人”支付上述款项，四川国腾对这些公司和自然人就欠下了相应的债务！
其实原来的成都国腾和四川国腾都已处在何燕本人的牢牢掌控下，为什么四川国腾还要如此执着地获得成都国腾的控股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5月26日的文章报道，在四川国腾成立之后，何燕等人“将成都国腾通讯的ＩＣ卡电话机生产许可证亦交与四川国腾使用”。将成都国腾变为四川国腾的一个子公司之后，这样作可能就更名正言顺一些。
盗窃国有财产的证据
何燕等人的上述这些以“股份制经营”为招牌的“国资民变”行为，不仅侵占了国有财产，也大大损害了以宋克荒为总裁的商地置业公司的利益。因此，宋克荒从19 99年开始多次向中央有关单位和领导举报何燕、莫晓宇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导致中央纪委、财政部、检察院等对国腾集团展开调查。
宋克荒强调，有关单位并没有把调查的结果“正式发文答复我们”，却“通过小报和网站散布小道消息”。这个“通过小报和网站散布”的“小道消息”，在《新财经》的文章中有一个很简要的转述，其开头语是：“历经三年的调查，对于何燕等人侵占国有资产的说法暂时有了一个结论”；而在《商务周刊》杂志的文章中，则对这个“小道消息”有一个最完整的转述：“调查持续了两年多。2002年5月，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四川省纪委代中纪委给出的结论大约是，成都国腾与商地置业之间存在严重的股权纠纷，同时成都国腾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公司并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何燕、莫晓宇等人也没有涉及其它犯罪活动。公安部认为，尚未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故不予立案。”
几乎可以说是与上述“调查结论”相呼应，莫晓宇本人则矢口否认国腾集团的“股份制经营”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新财经》杂志的文章转述莫晓宇本人的话说，对成都国腾，“所有国有资本投入大概在800万元左右”，“但迄今为止何燕还是为成都国腾保留了6000万元的净资产。如果按照股权清算，原来的国有资本均得到了大幅增值”。“而事实上，国腾集团后来的发展早就与这些国有资本无关，而是何燕向成都地奥集团的借款以及整个创业团队的奋斗”。
上述这个“小道消息”中传来的“调查结论”给了那些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ＭＢＯ的人以反攻倒算的口实。上海就有那么一位所谓的“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培敏，他专门从事的“职业”就是指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如何实施ＭＢＯ。此人在《新财经》的文章后面公然发表所谓的“点评”说：“既然国家权威部门已经判定‘国腾系’的资本运作中没有国有资产流失，那么，我们就要反过来质疑为什么有人要四处举报，给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惹来长达两年的‘怀疑’和‘调查’？为什么媒体还要动不动就质疑已经被确定为合法行为的‘ＭＢＯ个案’？”“我的回答很简单：仇富心理使然！”这简直是公然要迫害那些反对以ＭＢＯ的方式盗窃国有财产的人了。
而在实际上，大略的分析就可以说明，成都国腾经营者通过“股份制经营”而实行的“国资民变”，不仅仅是一般的私有化过程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不仅仅是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而是在“股份制经营”的掩护下盗窃国有财产。
在成都国腾这样的案例中，使用“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本身就歪曲了问题的性质。把问题说成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使政府部门可以象莫晓宇说的那样，以“国有资产比过去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为借口，根本抹煞实际存在的盗窃国有财产性质的问题。在最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主张“经营者私有化”的人就常常使用类似的手法，借口“国有资产没减少”而否认“经营者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根本否认“经营者私有化”是侵占以致盗窃国有财产！
实质上，判断经营者的行为是否“侵占”或“盗窃”了国有财产，其标准绝不应当是企业的国有资产比过去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应当是：1。 经营者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的法律和制度而作出了“侵占”或“盗窃”国有财产的行动；2。 这些行动是否使国有财产比不实施该种行动下为少。
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标准，它以行动本身的性质来判定是否有“侵占”或“盗窃”发生，就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进入他人家中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物品来判定他犯了盗窃罪，而根本不必问这个“他人”的财产是增多还是减少了。
第二个标准以财产是否减少这方面的后果为依据来判定是否有“侵占”或“盗窃”发生，但是这里比较的是实施该种行为与不实施该种行为下的国有财产，而不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