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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恰恰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表明了，在当今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民主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从资本家、企业主到普通工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放在其它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由此就产生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行为看作“卖国”。
在这种以国家为基本的利益共同体的格局下，一国绝大多数人的福利都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本国的人均产出；而当代的经验事实和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就长期来说，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水平，取决于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用一个流行的术语说，一国的人均总产出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首先意味着急剧提高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它的首要前提是迅速增加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该国的“人力资本”。
这里所说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包括了有关销售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知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一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一国的“人力资本”集中在而且集中体现在该国的民族产业中，特别是体现在该国的大企业中；而且只有在一国民族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中，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前苏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谓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妨碍了本国企业的成长，就使其在生产技术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联系：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就越多，其大企业就越多越强。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世界的头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巨型跨国公司；就连小小的老牌发达国家荷兰，也有菲利浦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来支撑自己的经济。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资本和企业经营管理层的雇员主要还是来源于本国。即使是大的跨国公司，大体上也还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都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菲利浦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跨国公司了，到2000年为止的15年里，它在中国已经投资10亿美元。从大百货商店所卖的照明灯具看，与它合资的企业可能占了中国白炽灯市场销售量的一半，菲利浦公司由此而从中国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企业，甚至并不采取一种忽视国籍的中间立场，而是偏偏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企业，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欧盟13年以前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自觉地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敌，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敌。
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地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尽快增加本国人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尽快、尽多地作大作强本国的企业，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最近50年中取得了最快的发展，跨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门槛，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发展起了强大的民族产业。
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
恰恰是在当前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处在经济上相互的激烈竞争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落后国家才特别需要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舍此便不能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不能增加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增加本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和总收入。
上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线性地一直向前推进的，它经历过巨大的波折。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在这次大倒退之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曾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大致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即使根据弗兰克的看法，19世纪末达到高峰的那上一次全球化的历程至迟也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那次全球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18世纪末发生的英国产业革命。在这次全球化过程的初期，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的英国统治着世界经济，一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英国主张并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从而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英国，成了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强国。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基本上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
而恰恰是19世纪的这次全球化证明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方面，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被动适应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幻想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融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融入当时由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