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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伦相信的不是“天”上的宗教,而是“地”上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神——泛神论。在 《先知》“宗教”篇里他这样说。
假如你要认识上帝,就不要做一个解谜的人。
不如举目四望,你将看见他同你的孩子们游戏。
也观望太空;你将看见他在云中行走,在电中伸臂,在雨中降临。
纪伯伦是理性的崇拜者,在《先知》中,他写道:“上帝安息在理性中”,同时他又说“上帝运行在热情里”。于是他的上帝成了理智与热情的综合体,既是思考者,又是创造者。
纪伯伦还提出,宗教是“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反省”,是“凿石或织布”时,灵魂中涌溢的“叹异”和“惊讶”。这里,他把宗教和社会、劳动联系起来了,他实际上认为宗教是精神的反思,是对劳动的赞叹和肯定。
他认为不能把宗教信仰与人生事业分开:“谁能把他的信心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事业分开呢?”也不能把上帝和“自我”分开:“谁能把时间展在面前,说:‘这时间是为上帝的,那时间是为我自己的;这时间是我灵魂的,那时间是我肉体的’呢?”
可见,纪伯伦是以人为中心塑造他的上帝形象的。他把宗教等同于生活,上帝等同于人。实际上,纪伯伦否定了宗教卫道士心目中最神圣的信条。
纪伯伦的人生观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与死”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生和死是同一的,如同江河与海洋也是同一的。”死并不可怕,“除了在风中裸立,在日下消融外,死还是什么呢?”
从人的“无穷性”出发,纪伯伦发现了生命的永恒性,在《先知》的结尾处有这样的字句:
不要忘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一会儿功夫,我的愿望又要聚些泥土,形成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又要孕怀着我……
有一些评论家由此认为,纪伯伦是相信“轮回说”的,但事实上,纪伯伦相信的是一种“精神轮回”,或者说“真理不死”,在他口里说出的或在他心中激荡的知识和真理,必将在另外的人或下一代人身上再现、长留。这样看去,就不一定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生命的自信。
纪伯伦在讨论人生时,特别强调“施与”。他认为给予是自然的、必须的,施与是“相信生命和生命丰富”的表现。他的施与不是恩赐,而是一种义务。
在果实,贡献是必须的,正如吸收是树根所必须的一样。”
他也规劝接受施与者“不要肩起报恩的重担”,因为这是“把重轭加在你自己和施者的身上。”这是对基督教关于施舍与报恩的教义的否定。
关于人生,纪伯伦还谈到婚姻、孩子、教育、友谊等内容。他赞美生死“永远合一”的婚姻,但提醒人们“在你们的合一之中,要有间隙”,即要保持彼此的独立性。他不认为孩子专属父母——“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纪伯伦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发表了最有独创性的见解:“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这是完全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主张,的确可以称得上教育思想的一次革命。扼杀儿童天性和窒息青年思想的做法,往往打着“爱”的旗号。而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纪伯伦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先知》是纪伯伦风格的典型。纪伯伦热爱真理,推崇理性,但他的作品并不因为洋溢着哲理思想而显得枯燥无味。相反,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赋予《先知》以极为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一抒情性笼罩着整个作品,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磁场,只要你进入其中,就会被他所吸引。不论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还是城民们的送别话语;不论是警策告诫,还是诱导启迪,都是那么深沉,那么带有感情色彩。
在序曲部分,当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看到故乡的船在烟雾中驶来时,“他的喜乐在海面飞翔”。但当他意识到就要离开“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的阿法利斯城时,忽然感到“一阵悲哀袭来”。离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块皮肤。”这些词句将离别之情写得格外真切。而送别的话语又是这样的感人:“我们深深地爱了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沙蒙着。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纪伯伦善于将人的感情诗化,哀伤与痛苦也被他染上超凡脱俗的色彩,显得格外动人。《先知》通篇都处在情与理的和谐交融之中,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超妙的世界,随着气氛与色调的转换,内心激荡起层层涟漪,在感情的波澜起伏里,体味着诗情画意之美。
新奇美妙的比喻一向是纪伯伦擅长的写作手法。在《先知》中几乎每一页都可找到生动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又往往特别深刻,成为格言或警句:“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你的朋友是你有回答的需求”,“思想是天空中的鸟,在语言的牢笼里,也许会展翅,却不会飞翔”,等等。这些比喻,表明纪伯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反映出他对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细微的观察与深刻的认识,对思考对象本质有特殊的把握。这些生动而深刻的比喻,为纪伯伦的思想安上了翅膀,使这些思想能轻快地飞进人们的心田。
《先知》的语言也很独特,这种语言风格被人们称为“圣经式的语言”,是纪伯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知》的语言既传达了严肃的训示,又包含着诚挚的关怀:既有冷静的启迪,又有热烈的希望,读来给人一种亲切感。它似潺潺的流水,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又如阵阵的清风,拂去了人们的烦恼。
《先知》的语言,体现着文学语言的双重功能:既负载着作者的深刻思想,又体现着作者的成熟技巧;既达理,又传情,内容和形式终于完美地统一在这位语言大师的手里了。纪伯伦是一个阿拉伯人,却用英文写出了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虚实结合,象征的笔法得,是纪伯伦的命手好戏。在《先知》中,这一手法显得更成熟了,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整体象征与部分象征两种方式。就整个作品来说,可以看出其象征意义,是“神性”与常人的对话,是呼唤人性的升华,呼唤人的无穷性的实现。就作品中的个别部分来看,只要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纪伯伦的生平,也能看出其象征意义。例如,当我们了解纪伯伦自1911年寓居纽约到1923年完成《先知》正好是十二年时,就不难理解主人公“在阿法利斯城等候了二十年”的含义了;当我们知道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的友谊与爱情史后,我们也就会明白 《先知》中为什么多次出现一个名叫“艾尔美差”的女子了;当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美丽的黎巴嫩时,我们对主人公强烈的思归的深沉感情也就完全理解了。
这部作品可称之为“经典性”的或“里程碑式”的作品。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是以一位智者、一位“先知”、一位“至高的探求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要回答的问题,或者说他想要人们去思考的问题,涉及到“生和死中间的一切”,这就造成了《先知》时空背景的广阔性。
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力图站在历史的、可以俯瞰世界的高度,直接面向全人类讲话。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没有精深的思想,竟企图对全人类说话,必然全成为笔柄。纪伯伦却敢于承担这充满危险性的任务。这是因为他自信自己掌握了“爱与美”的真理,发现了“生与死”的秘密。他在《先知》中不是重复别人的声音,而是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纪伯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知者。他明白地指出“不要说我找到了真理。只要说我找到了一条真理。”在尾声部分,他还对人们说:“哲人们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