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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疯人》的作品共三十五篇,其中包括起释题作用的首篇《我怎样变为疯人》。严格说来,本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比较短,可归入现代寓言或哲理故事类。不过它们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又颇具“诗样散文”的特点,韵味上近于散文诗。而其余较长的篇章,如《主》、《我的朋友》、《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完美的世界”》等,则呈现出地地道道的散文诗的特征,故整个集子仍被称作是散文诗集。“疯人”、“疯狂”,这些词常常出现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有时嵌入标题,如短篇小说《疯人约翰》等,有时写入正文,如《暴风》、《节日之夜》、《掘墓人》等篇中。在《疯人》集中,除《我怎样变为疯人》外,至少还有五篇直接涉及到这一主题。它们是《我的朋友》、《七个自我》、《明智的国王》、《夜与疯人》和《钉于十字架》。但其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还要说是《我是怎样变为疯人》。这是一篇很有戏剧性的小品,描写“我”的“七个面具”被盗”“我”再也没有面具掩饰自己,只好“赤裸着脸来到街市”,但这反倒使“我”第一次“沐浴了阳光”,“心灵燃起了对太阳的热爱”,从此“不再需要面具”了。人们有的嘲笑这个没有面具的人,有的望而生畏,东躲西藏,有的则大声惊呼:“这是个疯人!”于是,“我”就成了“疯人”。
在纪伯伦的笔下,“疯狂”是十足的清醒,“疯人”是极有理智的离经叛道者。因为他没有用面具掩饰自己,敢于赤裸地站在真理的阳光之下,敢于呐喊,敢于反抗,敢于宣布自己发现的真理,敢于说真话,所以被传统卫道土贬斥为“疯狂”,称作“疯人”。纪伯伦在他的作品中借题发挥,塑造了一系列“疯人”或“疯狂之神”的形象,以不可以阻遏的狂狷之气,掀起摧枯拉朽的叛逆风暴,横扫腐尸,打倒偶象,破坏那个用旧制度、旧传统维系的所谓“完美的世界”。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纪伯伦目睹了人类互相残杀,弱小民族被宰割被吞噬,政治家的虚伪,军事家的残暴等等现象。人类和平不过是一句空话,世界大同成了一个梦幻。在《疯人》集里,有一篇《夜与疯人》,写出了“疯”的本质。“疯”,被玛丽与纪伯伦称作一种“生命的形式”。对此,玛丽曾在日记中写道:“他(纪伯伦)对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或冲动性力量的东西的评论,使我认识到他对自己的存在及各种形式的存在的感情,大大超过了和人有关的,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东西。”纪伯伦承认自己思想的变化,说,“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寒暑四季。灵魂的冬天不同它的春天,灵魂的夏季也不同于它的秋季。”纪伯伦用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创作了这个散文诗集,用他的话说,疯人“渴望着他的血”。
《疯人》中的许多作品,显示了纪伯伦的讽刺幽默才能。《稻草人》讽刺了把“能使他人恐惧”当成一种“深沉持久的快乐”的“哲学家”。《战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世界现实所写,立意巧妙,它以荒唐的理由、荒唐的判决暴露了牺牲无辜的政治现实,巧妙地揭示了一战的实质。《狐狸》则用最简洁的画面,揶揄了那种随时调整和降低自己目标的阿Q式的“现实主义者”。《三只蚂蚁》嘲笑了高谈阔论,不堪一击的犬儒主义者。《两位学者》借喜剧化的手法,把一场“科学辩论”变为一场滑稽戏,侧面反映了作者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怀疑主义。纪伯伦在《疯人》集中所写的最具有讽刺力、最深刻的作品,应该说是《另一种语言》、《神赐福的城市》和《“完美的世界”》诸篇了。《另一种语言》极富艺术魅力。纪伯伦通过描写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的“心理”活动,揭示了“神甫”、“预言家”之流的谎言与虚伪。又通过33年后,这个孩子“早已忘却了”自己坦率真诚的语言,转而相信那个“预言家”的假话,反映了丑恶世界对人的异化。在《神赐福的城市》一文中,纪伯伦经黑色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服从“神圣经典教义”的人们,断章取义自残肢体,过着独手独眼的“正常生活”,而把不自戕的人视为“异端”,呈现出一幅极为残酷的人生画面。这残缺的肢体,正是人类残缺的精神的外部象征。最可怕的是,这残缺却以“完美”而自居。
《“完美的世界”》是《疯人》的最后一篇,也是纪伯伦画龙点睛的一笔。文中的主人公“我”运用反语,说“我置身于一个完美的民族之中,我却最不完美”。而所谓“完美”,原来表现于“思想有条不紊”。“梦幻井然有序”,“观点注册登记”,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生活于“受控的秩序”中,“照一定的模式去施爱,按预设的程序来娱乐”。在这个所谓“完美世界”中,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完全受控于既定的传统与秩序,千篇一律,过着机械的生活。即使恶行与罪孽,也都变得十分“文明”而有序:“面带微笑地抢劫邻人”,“用片言只语灭绝一个灵魂,在一呼一吸间焚毁一个躯体,然后,当诸事完毕时去洗净双手”这不正是横行于世上的文明强盗的所作所为么?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把反讽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每一句话都包含丰富的深蕴,透射出现实批判力。
在《疯人》中还有两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诗,即《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和《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在这组姐妹篇中,纪伯伦把抽象的心理活动和内在的感情作了人格化的描写,赋予“欢乐”和“忧愁”以生命,显得十分自然。由于纪伯伦给“欢乐”和“忧愁”这两个新生儿注入深沉的“母爱”,那失去“忧愁”与“欢乐”时的哀惋痛楚就愈加富于感染力,同时也显露了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冷漠人情。不过正如本集 《掘墓人》中所强调的,纪伯伦最终是倾向乐观主义的,他在埋葬“死去的自我”时,是“欢笑而至,欢笑而归”的。
在《上帝》一文中,纪伯伦再次表现了他的“人即上帝”,人神合一的思想。正如纪伯伦自己所说:“关于上帝的诗,是开启我的感情和我的思想大门的钥匙。”的确,许多行家很欣赏此文,认为它是“最优秀、最好的”,说纪伯伦用它“劈开了黑暗”。
《疯人》出版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很多人想见一见这位作家——为了赞扬他或批评他。诚然,赞誉之词是相当多的,但纪伯伦并未因此而飘飘然。相反,他谦虚地说:“过高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已感到自己的不足。”对《疯人》的抨击也是猛烈的,因为纪伯伦毫无顾忌地在其中揭示了人性与世界的阴暗面,在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太过分。鲁宾逊夫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的胞妹——评论《更辽阔的海洋》一文时,忧心忡仲地说:“这是一个魔鬼锻铸的摧毁性语言,对我们来说,不宜鼓励这种文学风格因为它歪曲价值,搅乱道德,把道德降到最低的等级!”
纪伯伦的这一作品很快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纪伯伦认为,诗是视觉的延长,他在谈论《疯人》时表示:“我希望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逗留的世界,它遥远、安谧,它属于一种奇怪的、渴望着的生命……”。“我是自己的主!”
正像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东方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事实上,这转变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但一直到一战基本结束,纪伯伦的思想才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成熟区。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是的,尼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