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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岁数比他大，他面前有漫长的日月年华，命运正向他展开双臂。
纪伯伦几乎要流泪了，接着他放声大哭。我递给他一条手帕，他擦了擦泪颊，喃喃地说：“一句话，——我爱你！”
他一下把我搂在他的怀中。
在一阵迷醉之后我吻着他的手，我捧着它吻着，泪水浸湿了他的手。他的手是一颗跳动的心。
在门口，他喊着：“玛丽！玛丽！给我一颗心！”
平安笼罩了我，光明照亮了我的前方，快活地回答：“谢谢你，我的主！”
我多么幸福！我作了牺牲，但是牺牲使我们更接近了！”
是的，在玛丽拒绝纪伯伦的求婚之后，两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就此破裂，相反，他们的心更接近了。这种介于爱情与友谊或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感情，持续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直到玛丽在1926年嫁给了米尼斯。而且即使在她结婚迁居美国南方后，他们的友谊甚至也未因此而中断。从1908年至1931年，纪伯伦至少给玛丽写了300多封信，玛丽给纪伯伦也写了这么多封。他们谈生活，谈创作，谈家庭，谈社会与个人爱好，谈东西方文明。他们一起上街散走，去舞会，参观博物馆，轮流到各自居所度过幸福的时光。
纪伯伦称玛丽为“我的主人！”在给玛丽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全部生活中，我知道只有一个女人给了我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给了我成为 ‘我’的机会！这个女人就是你！”他热烈地赞颂玛丽：“你是我的世界的美丽与纯真。”“我心灵的母亲……你是水，是火，是风，是露。你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甚至说：“人们都有一个偶象，我有两个——上帝和你。”
玛丽对纪伯伦的爱更深沉。她对他的信仰是忠贞不变的。她称纪伯伦为“我的自由”，“风刮不倒的大树”，“我最爱的人”。他们达到了相互了解，正如纪伯伦所说的“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因为我心中蕴藏着她心中所蕴藏的，我感到的正是她感到的。”他们“目标相同，方向一致。”是“两颗互相拥抱的灵魂”，“一个彼此缔约的信念”。
纪伯伦此时也不愿结婚了，在审视了世界上许多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婚姻的成见，他认为一个没结婚的女子生机勃勃，完美鲜艳，一旦结婚，就会使她身上生命的火焰熄灭，凋蔽。“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形骸”！在他后来的作品《掘墓人》中曾有这样的话：“婚姻不过是人在延续力面前表现了奴性而已。”也许这就是纪伯伦在他一生中一直保持独身的缘故吧！
1911年4月，纪伯伦迁居纽约，因为他感到在波士顿没有太大进步而纽约是美国文学家艺术家荟萃的地方，对于纪伯伦来说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纪伯伦觉得纽约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力度的城市”，在这里“各种因素都在动，正像上帝的想象力在动。”当然，纪伯伦的离开也有求婚受阻的原因。
纪伯伦首先搬到瓦渥雷区164号，很快与布鲁克林与曼哈顿的阿拉伯朋友们打成一片，并再次遇到好友、侨民文学家雷哈尼。5月，玛丽来到纽约与纪伯伦见面。
5月16日，纪伯伦在雷哈尼住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那是一个“洞穴一样”的房间，使他感到狭窄、窘迫。但他可以在雷哈尼的大房间里作画，情况有所好转。9月22日，他又搬到纽约西10街28号。这是一间很平常的屋子，他将它改装成一个画室。它有一个阳台，透入阳光和空气。他说这间小屋也挺美，比起他在巴黎住的那个房间来并不逊色。房租是20美元。他很知足。他向另一位女友描绘他的起居室的艺术收藏：“在办公室的一角，有一小批传世的珍品，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如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绘画，腓尼基的玻璃器具，波斯的瓷器、古书，意大利和法国绘画，以及沉默而会说话的乐器。”他称自己的居室兼画室为“禅房”或“茅庵”。
阿拉伯作家努力埃曼也曾描绘过纪伯伦的“禅房”：这间房子在一座旧建筑的最高一层——三层上。这是间长约八米，宽约五米的小房间。“在东侧的墙上，有一个占半面墙的欧洲式壁炉。在炉膛里又有一只铁火炉。……壁炉左面有一张普通的低矮的小床，……小床上有羊毛毯和形状不同颜色驳杂的几个枕头。……床边是个小柜，上面堆放着书和纸张。壁炉右边有个画架，画架后面是书架，上面也堆放着书和纸。在我座位的右边有一张圆书桌，上面同样堆着书、纸张、笔记本、墨水瓶和笔。……在北墙的中间有突出的书架，上面放着二百本左右的各种书。……在西面墙上挂着一大块旧时代的织绵，显示出被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屋子里只有一个旧沙发，两把旧椅子，一个绘画用的木头长椅。北墙与南墙的玻璃窗上与天花板的大玻璃窗上都垂挂着黑色窗帘。这“禅房”如此简朴，它“表明了主人的贫穷、他的努力、他的节俭和苦行”。
尽管努埃曼感到这个屋子十分简陋，但对于纪伯伦，这间屋子却是“广阔的森林”——在这里“生命与生命彼此呼唤着”；是“浩瀚的沙漠”——在这里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沙子的海洋与以太的海洋”。难怪纪伯伦说这个“禅房”是“我的神殿，我的朋友，我的博物馆，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
纪伯伦在纽约的这个居所里度过了他在后半生——整整二十年。除了有时去波士顿看望妹妹玛尔雅和玛丽，或去外地疗养外，他再没去过别的地方。
然而，他并不是个自囚者，他的灵魂在这间屋子里自由飞翔。他说他的房子是“无顶的”，他的工作室连接着外部世界。很多同胞、朋友来拜访他，有的时候，房间显得分外拥脐，他恨不得用力将墙壁四下推开，让生活的空间大一点，更大一点。
到纽约后的几年内，他越发勤奋地工作起来了。他感到，在纽约没有安适，他提醒自己说：“可我来到这个大城市是为了寻求安适的么？”他仍有许多知识要学。他说：“我用一千只眼睛看着，用一千只耳朵听着”。他应邀给人画像，和朋友们交流阿拉伯世界的消息，去看画展，和专家、艺术家鉴赏家讨论出售画的价钱，上博物馆，做礼尚往来的应酬，与挑拔离间的土耳其外交官员们周旋，读自己购得的和玛丽寄来的书，有时累病了又须和疾病作斗争。让他迷恋、激动和疲惫的事有多少啊！他脑子里盘旋着“一千零一个计划”。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值得去做的事。问题接着问题，梦想连着梦想”，他说：“我的心中有一团火，我的手上也有一团火”，他感到自己“正在焚燃”，正在从让自己戴上手铐脚镣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有什么快乐能超过“火的快乐”。
他从前一段围绕婚姻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了，他更爱生活了。1911年11月26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最伟大的力量是生命。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应当正视生命，看真正生命的闪光。”
他“白昼充满燃烧的见解，夜晚沉浸于梦幻的海洋”。带着“一颗盈溢着的心”和“一个饥饿的灵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搜寻着，发掘着生命的意义。他对玛丽的爱更深沉了，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更自信了。他说：“我现在感到，将来也会感到，‘我’是不灭的，它不会沉入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大海中去的”有一阵他病了，病得很厉害，玛丽对他十分担心，他却乐观地安慰女友，说：“不！不！我在结束我对生命的使命之前，决不会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在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前，我是不会结束这一使命的。”
有时，他的确也感到压力，感到烦恼，感到痛苦。他的解释说，“我被创造出来时，箭就插有我的心里，我若将它拔出，痛苦是剧烈的；我若让它留在心中，痛苦更甚！”
他的痛苦是孕育的痛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珍珠贝”：“我像蚌那样蜷曲着！我是一只想从自己心中生成一粒珍珠的贝”。然而人们并不理解这孕育“珍珠”、产生价值的痛苦。“我可以撕裂自己的胸膛，将心捧在手上，让人们了解它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揭示的愿望。我们所有人都想摆脱我们心中的秘密。第一位诗人，当洞穴的居民嘲笑他的谵言妄语时，……当他准备为他的集体探索阳光在他灵魂中创造的欢悦时，毫不奇怪他遭受过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