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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是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的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和难堪，受中国旧学熏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辩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所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
这说明了什么呢？思想王国的天马不能行空反证我们时代仍与刚过去的时代一脉相承，扭曲舒芜人性才华自然展开的因素仍然存在，他只能沉默，而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悲惨的？我们的思维有边界，而我们在这边界内还自以为自由得随心所欲。
忏悔。反思。今人究竟要求历史人物作什么样的忏悔、反思呢？恐怕模糊得很。人们不满意舒芜的顽固，然而，在“黄袍马褂的钦差大臣”（胡风语）周扬威风大半生之后、晚年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自己迫害过丁玲、胡风等人忏悔、道歉而泪流满面时，人们或者原谅了他，或者仍不满意。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似乎重了，又似乎轻了。那么什么才是反思的度？从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走海德格尔那条“林中路”，让舞台来寻找自己？或者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于“我竟不知道冬天……”而使人由责怪到同情再到厌烦？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追问反思。
假如毛泽东都被原谅了，为毛泽东借口遮羞的舒芜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是的，在人类的历史里，一切如昆德拉所说，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被允许了，一切已被可笑地原谅了。但是，人们对犹大而不是对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的仇恨是永远难以消除的。然而，那些曾经“愤怒声讨过”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们，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他们隐匿的行为与舒芜当年明确的行为有无轻重呢？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那样“荣幸”的角色，即大部分人若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不会演绎得比舒芜差，我们对此又能说出点儿什么呢？比起大多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今天说那是变态，连巴金老人都不敢认那昨天的自己），即使个别人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会坚持其操守品行，这意义又有多重要呢？一个共同体不尊重他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共同体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他们持守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交往规则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整自己人，自己人坑自己人，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人们连自己的同胞都无同体的慈悲，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孤立地谈论历史人物，还能够谈论道德良知正义，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在一个现存的时代要求对一个过去的几乎是同样的时代里具体的人治罪，那么这是安慰死者还是生者自欺欺人？这正是伟大的拿撒勒人对前来欲治行淫妇人罪的众人所问的，你们谁没有罪？
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的环境里，人性是合情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人们要求舒芜能够忏悔反思，谁能够评判，谁敢于裁决？何谓公平，什么又是天理？更重要的，忏悔是要求得各方心安，然而企求人心的安定，冤案却已发生，谁又能够心安？这正是伟大的鲁迅沉痛写下的碑文：抉心自食……本味何能知之？……痛定之后，本味又何由知？……我们要求舒芜承担使人们对一个时代认知圆满和心里平静的责任，这是否算得上是苍白的呓语、弱者的卑劣？我们又真的能够清理自己和舒芜的良知心性吗？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遗老遗少，即回避我们的时代，又回避他们谈论的时代的真相。他们要么美化过去，要么把过去说成是一两个人的品格造成的一个偶然。联想在舒芜之后不久，胡风的朋友们纷纷交信（这一回可是主动地明确地交信，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安理得：是行政命令），那么，人们今天痛责舒芜不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吗？要知道，我们是一样的啊。舒芜、他的同代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秩序，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否定甚至只着眼于舒芜呢？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也是由舒芜的时代延续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梳理这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反而只是把民族历史的丰富的人物事件脸谱化。除了几个道德有亏的人造成的冤案和历史错误外，五十年的历史已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那些明明参与了历史的罪恶之旅的人们把自己诉苦为极权试验中的受苦者而占据了审读舒芜和历史的霸权位置——他们不觉得内心有愧吗？我们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规律不过是劣胜优汰，在上演了英雄争战的正剧之后，跟着时间残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在历史的大剧里从来没有演过什么真正的角色，他们只是一些应声虫一样的歌咏队员，在真正的悲剧过后，他们企图口吐真言（自以为是回归常识实质上不过是庸人的正确的废话）就获得荣誉（他们竟是这样看待一个民族及其新一代人的智力），他们忘了在真正的悲剧里，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除了早年跟随胡风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