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道是不是真像上引的话所说，“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而“使人受到启发”，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吧；然而，有此打人的旧闻于前，能够称杨绛先生为“尊者，长者”，自居为“卑者幼者”的人，固然是耍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的小把戏，而对老人的态度，从“打”降而为“骂”，对照三十年前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
不打是不打，但骂口里未必就不含有杀机。李文把什么“身后闲事谁管得”跟普希金的那段话相提并论，又在文末点出“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是不是意味着扔来白手套：你想要名誉，就像普希金那样出来跟我决斗！接受谁的挑战又是跟谁决斗呢？李洪岩说：“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是指杨绛的话，另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就是李洪岩了吗？——呜呼！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只吃鸡蛋，不必非看那生蛋的母鸡不可（大意）。我以为从提倡重视文本的意义上，特别是从不必离开文本进行炒作来说，都是对的；然而，我又以为不可超出这个范围而否认知人论世的必要，坏蛋（畸形的蛋，腐臭的蛋）不一定是坏鸡下的，但发现那蛋可疑，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不为多事。发现哪个蛋有问题，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也是起码的公德了。
为革命辨诬
？ 王思睿 何家栋
萧伯纳名著《圣女贞德》安排了一幕意味深长的“终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农村姑娘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重新出现。她生前曾为国王加冕，助将军屡立战功，但在她被宣布为异端，投入烈火时，这些人都缄口不言，袖手旁观，而此刻却同那些判处她火刑的教会首脑、堕入地狱的行刑者一齐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体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我们配不上。”纷纷逃走。她得出的答案是：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烧死她一次。她活着是一个异端分子，总是以死了为好。
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幻想还是真实？类似的情景在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但更近似闹剧——对历史的亵渎。文人们连篇累牍地对崇高进行讥讽，对叛卖进行辩护，讴歌暴虐，粉饰血污，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且据说这都是理性思考、慎重考证得出的结论。他们急于表现的不是“他们”太伟大，而是“我们”太高明。这次舞台上重新出现的不是贞德，而是纪德，剧目是《浪子回家》。但是没有人出面为此预备一个欢乐的宴会。
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暧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有的人则公开讥嘲、诅咒乃至挞伐革命。在众声喧哗中，李泽厚先生做出“告别革命”的表白，特别引人关注。那么，革命何罪之有，竟被视为万恶之首呢？
中国权力阶层一向视革命为圣灵，中国是革命国家，各级官员都是革命者，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是“革命化”，死后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是最大的荣誉。人人高举革命之旗，不同的是从前是以革命为职业，出生入死，要流血，要丧命；如今是以职业为革命，只要听话，能升官，能发财。因而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大小有点权力，就可以共人家的产、革人家的命了。谁不驯服，乱说乱动，就给他扣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把在革命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己有所抵触的不同主张当做反革命。这种惟我独革，以我划线的做法，把自己人推到敌人营垒中去，使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难以尽述。前不久从刑法条款中取消了反革命罪，以示不以思想政治原因治人以罪，这是向法治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执政者始终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思想资源，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义域模糊化，以确保革命领导地位，革命旗帜不致易手。那么，李泽厚又何以如此急切地要和革命挥手告别呢？李泽厚在逻辑上一开始就处于两难之境，他一方面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361页，以下书名略，只注明页数）表示无意抛弃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革命理论或重新评价以往的某些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又主张把“革命”是一个好名词、褒词，“改良”是一个贬词的观念“明确地倒过来”，在“改变话语”这样一个层次上“告别革命”。也就是说，要在革命与改革或改良之间划清界限，来一次路线排队，把革命划入错误路线一边。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在这本书中，李泽厚指出：我国的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它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在文化上，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李泽厚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深重，但把它归罪于“革命方式”，却过于武断了。十九世纪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一世纪的苦难并不少于二十世纪，至少人口损失的百分比要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革命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而且不得不咽下外国军事基地至今遍布全国的苦果。印度是另一个例证，它从来不革命，几十年前就民主化、市场化了。但古代《摩奴法典》规定的种姓（社会等级）制度至今犹存，老百姓几无权利可言，一个小女孩出嫁，因为嫁妆太少，就扔进火堆里烧了，哪儿有灾害死多少人没有人管，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没有保障，这是没有革命的代价。它能够民主化、市场化，就是不能现代化，人还要向猴子和母牛叩拜。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中国问题，这是无视历史。即以李泽厚认为“一定失败”的辛亥革命而论，它的温和方式尤为革命史家所诟病，贬为软弱、妥协、不彻底，但是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变更国体这样的千古奇勋却赖它得以完成，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没有发生种族复仇、政治屠杀，世所罕见，堪称一次伟大的成功。虽然由满族一族专政变为民国以来的一党专政，使革命蒙羞，但这是革命变性的结果，而不是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如今为专制主义唱赞歌的清宫戏，红透海峡两岸，以腐朽为神奇，拿肉麻当有趣，只说明某些文人犬儒化、受虐狂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并不能证明辛亥以来的革命都是多余的。也不能断定暴力革命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证明这一点。真正的民主可以犯错误，也可以自我纠正。至于苏维埃革命及其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历史不能假定，不能以台湾土改的成功证明大陆土改的失败。没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台湾还不知成什么样子。不问客观情势如何，就断言改革可能成功，同样缺乏历史依据。改革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光绪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