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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起来，卡尔和伊里奇，当然有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至于约瑟夫，已经有了另外的头衔，大约不会再有人谈他的哲学了。当年一本正经的谈论哲学的约瑟夫阶段（最早不是舒芜，而是另外一位哲学家或曰哲学家提出来的），还以为是广义的启蒙哩，真是可悲悯的蒙昧啊。
但不论怎么说，《论主观》的发表和因此引起的风波，是当年思想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因此，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标本而存在下去：第一，这种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约瑟夫阶段，曾经怎样强有力的吸引一代好学深思的年轻人；第二，完全接受并且努力宣传这种思想体系的文章，只要不合某些人的心意，也会受到批评。就作者本人来说，这一篇既反映了他早年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的缺陷。将它作为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应该说是适当的吧。
舒芜写作甚勤。他的作品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很受重视。可是，有些人在谈到他的这些成就的时候，常常流露出了惋惜的心情，众所周知，这是因为他在胡风冤案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说培根又怎样，歌德又怎样，似乎学术史上、文学史上这些著名人物的生活中也不全是无可非议的。还有论者因为舒芜在周作人研究方面的成绩，将二人相提并论，以为反映了某种负疚的心态。我没有研究过培根与歌德的传记，不知道要怎么说，至于拿周作人来比拟，我以为是完全不适当的。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这不必要到后世去论定，当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能做的。而舒芜呢，就从他的《论主观》所表示的政治态度，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他写作“抗谬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的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的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这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然，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不但是他，就是像周恩来这样领导核心中的人物，也都是始料不及的。跟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友情的聂绀弩在给他的信中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原谅这件事的意思。其实舒芜也没有原谅他自己。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看了这些悔恨的自责，人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惋惜之感呢。
作为一个思想者，舒芜的一小部分文章选印在这里。读者可以依自己的见解去阅读和评论，作为编选者本来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想提出一点，他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又是周作人！）对妇女的命运，妇女的苦难，妇女的地位，妇女的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
？ 余世存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物人，这个，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舒芜问题，而不是越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将触角深入中国社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舒芜的意义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成为历史，成为古董。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已被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科索沃战争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已对人们的言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涉及自我封闭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如关于舒芜的言路与思路似乎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为文人学者们谈论过，也就解决了，如此而已。
何况道德问题、忏悔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算是问题了，至多被当作个人恩怨中的要债心理。再退一步，在今天普通人即已感受到的时代的沉沦中，道德问题算什么问题呢？权力消费式的市场经济也使人们的交往规则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叛徒、告密者、变节者……在今天是用成本概念来表述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早已让文化人、“文化庸众”、学者专家、“符号资本”、后现代大师……这类社会结构消解了。
那么，谈论舒芜，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本姓方名管，是安徽桐城县人，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流派清朝桐城派的方家有亲缘关系。中国传统学风流被，在现代桐城，读书的空气还很浓厚。舒芜幼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方玮德、方令孺是其表兄姑母，旧学新知都让舒芜无限神往。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新生时的伟大创造过程，在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中，民族社会的精英里的知识分子群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伟大的补天者、立法者，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健康的、大气的，都成为后来者钦慕的不可企及的人的典范。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一个知识者的魅力有如神话中的英雄巨人的时代，蔡元培校长时的风云际会，《新青年》的启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被概括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给后来的精神战士以明确的号召：必须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舒芜也受到了影响，并像领受了神谕一样领受了此生的抱负。十几岁时舒芜即流浪四川，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流浪中读了不少中外文化经典。据他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极为清苦（经常是一碗白饭泡上酱油成为他最高的享受），然而他的读书生活却异常充实（他会在书坊间站上一整天读书，经常折好页码第二天接着读）。他内心里极为满足。几年后，凭借非凡的才学，他即受聘中学、大学教书，很快结束了浪子生活。年轻的舒芜进入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他与名教授、名作家台静农等人用诗词唱和酬酢。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构想并撰写他的理论文章。《论因果》《释无久》《论主观》《论中庸》……也许能见着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