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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张先生举出茅于轼先生一书来论证“《陷阱》及其拥护者”在进行“化约论”处理。但整段话又是张先生在虚设前提自说自话。我有一本茅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评论过茅先生的任何观点，也还没来得及在任何文章中引用过茅先生的任何话语。对私有制的看法，我有著作与大量论文为证，请张先生注意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中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秩序”那段话，以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论述。而且就算是我的看法与张先生的“过渡经济学派”有所不同，好像也不构成罪恶与错误，因为他立的那条不能“随意地、简单地或者能够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话题”那条规则，我还没有签字表示服从，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契约关系。除此之外，张先生又向虚无飘缈的天空射出了极为锐利的一箭，说有人在“用政治意识形态给学者划派”，“用政治意识形态分野替代学术上的讨论”（原始版），不知是指谁在哪本论著中做了这种无聊的划分？如果没有具体例证，用这种假设前提对人家进行批评，才真正是张先生批评假想论敌时所说的“非严肃学者所为”，“是学界与学人的悲哀”。（原始版）张先生用尽全力向空中射出的这凌厉一箭，在空中摇摇晃晃地飘荡了半天以后，最终又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第四点，张先生希望“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以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我个人看来，这话如果张先生用来批评自己这篇文章表现出来的“立规矩者”的代表意识与“执法者”的权威意识倒也真是再合适不过，让人有量体裁衣之感。
另外，张先生说，“如果这（指《陷阱》）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仍然处在改革以前年代”，这话实在让人不明其所指。首先，我从未将《陷阱》一书视为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也未见过别人有这类评语，如张先生看到了，敬请送我一份，让我看着欢喜一阵。如没有，这句指控就仍然是张先生的臆想。其次，“改革以前年代”应该是指“文革”时期，这话只能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革”的文化专制时期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说，其实张先生那类著作比《陷阱》这类著作享有的生存权大得多；二是指文革以前只有《陷阱》这类书存在，如是这样，张先生在此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我本人（包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的“理性时代”：“文革”时期的执政者居然会容忍《陷阱》这一类尖锐批评社会弊端的书存在？！那些因思想与语言获罪的血淋淋指控，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人的惨烈遭遇莫非都是编出来的神话？——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心生恐惧：是什么力量驱使张先生为了诛杀异己而不惜臆造历史？
通过张先生三个版本的文章，我确实领略到张先生高超豪迈、敢于斩决杀伐的批评风采。这种风采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张先生先行划定一个经济学家的圈子，他以及他那个小圈子认定的人就纳入该圈，在那个圈内讲“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而与他们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上有分歧的人，则先开除其经济学家资格，既然非我族类，自然也就可以不讲“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包括不择手段地虚构事实对其进行人格诋毁——这实在有点像梁山泊英雄的帮派规则：是我的兄弟，我就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抡着板斧只管一路杀去，谁叫你挡了我的道！但是我实在弄不明白张先生这种颁发“经济学家资格认证书”的资格由世界哪个权威机构确认过？我倒是记得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说过一句：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争论从来不可避免，更何况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社会。容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术研究存在，本来就是在学术界生存的基本常识，可惜张先生在努力对这些规则抽象弘扬的同时，又具体否定了这些规则。
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
说到底，张先生（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我不满的根源之一其实在于我的研究确实与他们那种“以西入中”的研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一、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从启蒙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化为人类社会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以后，这些价值理念确实没有国界，随着西方文化的推进也渗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在面对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时，负责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却确实有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其实际经济现象已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一阶均衡”分析框架，因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阶均衡理论只分析“正供给”与“正需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法制健全，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它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那么双方都是进行“一阶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如果法制不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就成了“二阶均衡”。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的“顾客”与“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这就必须将其纳入“二阶均衡”分析框架，考虑“负供给”。“正供给”与“负供给”对社会作用的方向不同，“正供给”增强社会的持续能力，而“负供给”则导向社会解体。《陷阱》一书其实分析的就是这种负供给与负效益。
以上表述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如果不考虑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的改革现实，只限于“以洋制中”，弃“灰色收入”这种生活常识于不顾，满足于用数学公式演绎中国的收入分配；或将别人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斥之为低层次活儿，只管用西方经济理论来云天雾海地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哪怕这部分经济学家再努力，再通过自说自话的“资格认定”活动将别人排斥在“经济学家”门外，他们的著作也还是中国市场（包括外国）都难于接受的“阳春白雪”，因为解释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垄断在“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手里，公众有权通过市场选择别的解释。“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二，经济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
这是个已争论了几年的问题。我再重申请一下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确实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其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但基本的社会良知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内生需要，在学术实践品格极强的经济学领域，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判断面前，学者没有可能“价值中立”。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收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收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