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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义愤填膺指责我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几处，他那巨笔扫荡之处，还有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以及“《陷阱》及其拥护者”们，最后他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权威的身份与不容置疑的口气判定陷阱“作为学术著作，严格说来，不要说不够格，可以说还没入门。这也许是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不愿理睬的原因，笔者开始不想涉及就是这样。”写这话的时候，张先生仿佛他是“中国经济学家资格兼学术著作资格认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我正在战战兢兢在等待主席大人进行资格认定。这点倒没什么争辩的必要，因为实际上张先生只不过是上百万中外读者中的一位，而且也不是众多读者中惟一的学者，他的意见固然重要，但也并不一定是一言九鼎的意见。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张先生具有的“经济学家认定资格”的资格从何而来，至今也没见张先生在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中讲明其合法性来源。
张先生能超越规则之上？
张先生立的规则有四条，这里列举如下：
第一条，张先生很大度地说，“仅有《陷阱》一类作品也是不够和不行的，……面向社会的暴露和呐喊需要，诉诸理性的沉思和逻辑的分析也需要；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的东西也需要”，这话我完全赞成，无需争议。但后面一条却让人费解：“试想想，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只有《陷阱》一类作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大家只能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那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正常的生活吗？简直是不堪回首！”（原版本）张先生文中没有指明是谁主张社会上只应该有《陷阱》一类作品，这个“谁”是借助行政权力，还是凭借学术声望？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那真是罪不可恕。但如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张先生的话到底是针对谁？或者这只是张先生假设出来的一种学术前景？
在第二条中，张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应当对抗和清除知识界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产生的大量毫无学术意义的论题，一方面要减少和清除那些煽起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辩和毫无学术建树的提升。《陷阱》及其拥护者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请读者诸君注意，在四条规则中，这条规则才是最核心的重中之重，堪称“规则之王”。每一学科都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这是学者都明白的问题，无需讨论。但张先生这句话让人费解的在后面一句。所谓社会科学其实都是经验科学，都是学者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归纳，歌德那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指的就是理论对经验事实的依赖性。不能“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句话表明张先生不顾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科学的事实，再次将自己摆在一种确定游戏规则的权威地位，这权威资格决定了他有权规定别人不能再对一些已经过张先生及他的“过渡经济学派”审视过的“备受瞩目的话题重新进行审视”，没有经过他批准居然审视就是“简单随意”，可以被他宣布为“毫无学术价值与毫无学术建树”。比如，张先生自居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从他们那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审视以后，认为效率至上，腐败有利于促进社会转轨，不能提倡“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你就不能根据经验现象来谈反腐败，一谈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纯粹性”，你的经济学著作就连学术的门都没入，经济学家资格也就被他们立马取消。谈到这里，张先生意犹未尽，厉声指责“《陷阱》及其拥护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拥护者”队伍当中，张先生除了列举了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之外，没开出别的名单。我既被张先生树为“山头”的“山大王”，只好先对名单内的“拥护者”的有关文章表个态：我认为秦晖先生的“真问题”与“假问题”的讨论极具现实意义与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对“假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姚新勇先生我不认识，也没觉得姚新勇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有什么错，借此机会“吹捧”一下：一针见血，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其他的“拥护者”因张先生没提供姓名，他们如何持否定态度我不知道，也无法对此表态。但我个人又在什么地方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持否定态度？该不是张先生又代我假想出来？另一处让人费解之处是，张先生提出“清除知识界内的宗派与山头”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是天降大任于以张先生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我远处南国，至今连职业都是记者，没能力找到钱为自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一个由自己话事的杂志，也没有体制内给我的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荣耀，我的“山头”在哪里？所以张先生即便要“替天行道”铲平宗派与山头，也无法找到发“铲平功”的对象。但如张先生认为我个人即“山头”，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张先生现在正在进行这项“一统江湖”的千秋伟业，只管继续努力就是。张先生认定“《陷阱》及其拥护者互相吹捧与互相支配”，无非是因为秦晖为我的书写过序，以及有的评论中提到我的研究，还有我为秦晖写过一篇书评的事情。但同气相应，这种事张先生也做过不少，其实比我们还多，就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自己主动承认就有多处，如果大家有兴致，再请观看张先生的书评集。最妙的还不止于此，而在于我们这样做就被张先生认定为“立山头，拉宗派，互相支配”，而张先生这样做就体现了“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呜呼，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步，夫复何言！张先生给人家定规矩，但往往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其行为往往破坏他自己为经济学界（包括学术界）辛辛苦苦立的“规则”。仔细看来，他批评的那些行为怎样看都像张先生行为方式的自我写照。写至此，不自主地想起金庸先生小说中那些以“名门正派”自居者为诛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情节，方悟出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在于写的虽是武侠世界，但其实却画出了一幅鲜活的人间图景。
第三点，张先生举出茅于轼先生一书来论证“《陷阱》及其拥护者”在进行“化约论”处理。但整段话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