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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敬梓毕竟不凡，在数百年前，他就知道名人必须炒作，不炒不成名人，而且对各种炒技烂熟于胸。莺（脰）湖之旅，就是一次爆炒——只可惜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卫星转播，没有什么世纪名人录之类的花样，否则，这一次活动的特约嘉宾都将成为世界级的名人，观看这一次爆炒的也决不会仅是湖边一群乡巴佬儿。当然，这怪不得文木先生，他已经做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一切，至于历史的局限，就像生命的大限一样，是谁也逃不过的。
吴敬梓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几乎提供了各种名人炒作的范本，以致时至今日，我们仍旧陈陈相因，拿不出更多新的创造。
杨执中何许人？一个乡村老秀才罢了。考了十六七次乡试不能中榜，临老论资排辈挨上了个贡生，又因岁数太大，不能再去京师读书，所以授了个小小的儒官——县里的儒学正堂，算是对他读了一辈子书的补偿。不知是他年老多病、不愿背井离乡还是嫌那官儿太小，总之是不曾到任。据他自己说，是不愿“递手本，行庭参”，大有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味道，但从那张任儒学正堂的“京报”一直端正地供在墙上看，他对这个芝麻绿豆官也还不是那样不屑，不曾到任想必别有隐情，就像今天有些口口声声鄙弃官位的人，即便早已无职无位，名片上还是念念不忘地印上“正科级”、“副处级”一样。“学而优则仕”，他不能“仕”；“君子上达”；他不能“达”；“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他又不能立。如此而想成名，便只有“骂”的一途了。以骂出名，最为简捷，只要找有名的人开骂就是。比如鲁迅，名昭日月，万人所钦，谁若破口一骂，虽不能应者云集也必能批者云集，其中不乏当今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无名之辈，能召来那么多名流批驳，虽然不免有点风险，但轰动效应是当然有的了。轰动，就会有名。如果不想冒那样大的风险，那就骂一骂次量级的人物，比如王蒙、王朔、张承志、莫言等等，找他七八个，一总来个“当代八大家批判”，用词无妨尖酸刻薄，立论定要语出惊人，材料全凭东拉西扯，结论不怕偏执极端。如果这些人不理不睬，可收只手打倒八大家之名；如果这些人又理又睬，甚至闹到法院，付诸诉讼，能与当世众名家对垒，同领“风骚”，也已身价百倍了。杨执中骂的可不是小人物，他骂的是本朝皇帝——当然是隔了好几代的了。但是不管怎样，在小民百姓看来，敢骂皇帝的都是胆大的。所以娄府上看坟的老家人邹吉甫就把杨执中作为当地名人推荐给两位犯着“名人迷”的公子爷了。
相互抬举，是“克隆”名人的又一妙法。用得妥当，是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今天，一个哥们儿写了本书，一群哥们儿大吹法螺，恨不得说成横空出世，中外古今，惟此一人。你推我，我推你，用不了多久，这天下名人便被他们弟兄包了圆儿，别人要挤进这个圈子可就难于上青天了。杨执中当初说权勿用“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正是开的此道滥觞。莺（脰）湖之旅除了东道主娄氏兄弟及其亲友，特约嘉宾都是从杨执中这个根上牵扯出来的，可见收效之快。
名人之路的另一条妙法是要善于自我推销。许多使名人成为名人的奇闻异事，若要细寻其源，都是自己吹出来的。十年寒窗、铁砚磨穿、等着实至名归的老实人，在名人作坊的操作面前，直是十足的呆子。名人名人，要紧的并不是“学”而是“名”。只要有了名，学问有没有是无关紧要的。比如，如果你有了“楹联大师”的名，会不会做对联有什么关系呢？大师是不轻易出手的。不出手，谁知你有没有呢？只要今天出席名联观赏会，明年主编一部名联大全，后年主持什么新楹联评选，年年都有机会抛头露面，然后再时不时地爆出些子花絮，某某某不许记者拍照呀，某某某将赘名门呀，某某某泪洒江滨呀，某某某随处留情呀，让你的名字永远留在人们脑中——不管以什么形象——名人的地位便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你看张铁臂，他虽然因着权勿用的关系进了娄府，但他的事迹却是自己说出来的：“晚生小时，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等那车来，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走行了，来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车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压着膀子了，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吉丁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没有一个，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这一场“硬气功”表演，谁也不曾见过，但因他不断地自我吹嘘，也就传之广远了。张铁臂后来的表演，都具有轰动效应。烛光下舞剑，权勿用用手蘸水洒不近身，此事可疑，因为烛光下本来看不清楚，鬼知道权勿用捣了什么鬼。至于那一场张大侠自编自演的以猪头当人头的闹剧，不过是笑料一场，被张大侠白白骗取了五百两银子。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娄府的少爷是不会去张扬的，所以，张大侠仍可放心地再到别处去施展这套骗术。
此外，蘧公孙的刻书，牛浦郎的冒名，匡超人的行孝，景兰江的做诗，都是成名的捷径，此处不再细说，留待以后慢慢道来。
细味《儒林》中各人成名之旅，我忽然憬悟今天闹腾的种种花样，实在是古已有之，都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只怪许多人读书不细，又不能活学活用，以致蹉跎至今，那些乖角儿不是早已借此成名了吗？而且，今日的科技何等发达，过去小规模的试验，已经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张铁臂那样的气功师就车载斗量，而且各立门户，开宗立派，收取的费用数以百万千万计，甚至还能聚众万人，大闹京师，区区五百两银子哪里填得满他们的胃口！批量生产的结果，使今日名人多如牛毛——几乎天天都能从各种媒体上冒出大批名家，起码也是新秀，闹不好又是大师、泰斗——媒体的廉价头衔也在批量抛售呢！
如果今天再要来一场名士大聚会，只恐莺湖舴艋舟，已容不下这许多大名家了。名人之旅，越走越顺当，越走越宽广，从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从传统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这大概也算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吧。看来，随着名人作坊向现代化的转化，我们也应当有一部《新儒林外史》了。
学与商
？ 钟叔河
念楼小文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假样子。虽说历史上出过一位陶朱公，可以让商家觉得光荣，用金字写到黑漆招牌上去，而在读书人心目中，究竟只是一个“大隐”的变例。
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然而对于这类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公认为传统学人的最后的代表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的十多年前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吴宓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是对“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的批评，似不必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示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如成为谋生之手段，即不能不牺牲其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矣。
在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几百年才逢一二，故常人自不能不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