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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经》，制造弥勒佛“为化众生，现受女主”的舆论，于690年践帝位）、禅宗和尚惠能（638－713，《六祖坛经》在安史之乱后由“七祖”神会编纂成书，神会“南宗革命”推翻北宗后，惠能被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胡人安禄山（？－757）这三个划时代的“非主流”人物，把唐代划开，也把中国历史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划开，也不妨说是剖腹或腰斩。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于696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来形容这一历史分水岭，真是再恰当不过。安史之乱后日益兴盛的禅宗告诉中国人，不识字更好，人根本不需要头脑。表彰禅宗的武则天（700年召“北宗”神秀入京，封国师。神秀706年死后被唐中宗谥为“大通禅师”）告诉曾经有过胸膛的汉子们，女人也可以做皇帝，男人也可充入后宫。从此中国汉子们在早已彻底失去头脑以后，进一步彻底失去了胸膛。在没有胸膛的胸腔中是否有心脏，就只有天晓得了。
捉弄人的是，从孔子诞生（前552）到武则天登基（690）和安史之乱（755），是一千二百多年；从武则天登基、安史之乱到辛亥革命（1911）推翻帝制、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1919），也是一千二百多年。中国文明史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上半时、下半时），时间上大致是对称的。而按五千年文化史来算，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孔子诞生的文明史前期，约两千五百年。从孔子诞生到公元后两千年，也约两千五百年。也就是说，所谓“上下五千年”，似乎真是上下各半。
下篇下半身和下半时
进入文明下半身和历史下半时的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精魂、胸膛的阳刚之气再也没有复元，于是永远没有头脑但永远有胸膛的胡人比六朝时更进一步地长驱直入。从五代至两宋，辽、金、西夏的塞北刑天们都视中原如无人之境。苟延残喘的宋人只有在西湖之畔，夜夜笙歌地醉生梦死，放任腰际上下的食色大欲了。
如果皇帝大拍胸膛，比如汉武帝，那么臣民也有胸膛可拍，乃至书生如班超之辈可以投笔从戎。然而到了南宋，皇帝没有胸膛，辛弃疾辈虽有胸膛也拍不响，只能“把栏杆拍遍”。所有的书生，除了苦读旨在消灭头脑的朱熹版四书五经外，惟一的功课就是参禅，参那个不识字也没头脑的惠能的禅学闷葫芦。唐以后最优秀的头脑苏轼，除了“遥想公瑾当年”，也只有“姑妄谈鬼”了。但他却与远比司马迁没头脑的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与《史记》不可同日而语）合伙，跟远比自己头脑优秀得多（在整个中国史上都算得上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的王安石作对，使他重振胸膛（作为儒生，他不可能设想恢复头脑的尊严）的计划归于流产，终于“人生失意无南北”。肠胃时代的宋词，当然是令人肝肠寸断的。奉旨填词的柳永唱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然而元代以前，中国文明的总体水位毕竟没有完全落到腰部以下，而只是在腰线上下徘徊。蒙古人的铁骑使中国人最后一点拍胸膛的气魄也丧失殆尽。本该用头脑挣饭吃的儒生，在“九儒十丐”的天条下彻底丧失了尊严。元代最有胸膛的关汉卿，拍着胸膛夸耀的只是腰部以下的力量，自称是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元曲的最高成就《西厢记》，却在出世的佛寺中演出腰部以下的俗世喜剧。而时代的绝唱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朝以后，就到了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朝代，奇怪的是它竟自诩为与日月争辉的“明朝”。这个朝代的特点，就是从对腰部以上的食欲的满足，彻底转向对腰部以下的色欲的放纵。腰际这一条楚河汉界，是不能轻易越过的，一旦越过，就如过河卒再也无法回头。一个人可以下半身不遂，他还保有人类不可或缺的头脑和胸膛。一个有尊严的下半身不遂的人，依然是可杀不可辱的大丈夫。但一个人如果上半身不遂而下半身活跃，那就与禽兽差不多了。不幸的是，明朝正是这样一个下半身高度活跃的朝代。
首先，这个朝代是由下半身残缺但完全没有头脑和胸膛的太监主宰的朝代。其次，这是一个其最优秀的头脑居然致力于撰写《金瓶梅》和《肉蒲团》的朝代。胯部时代的明清小说，读了自然令人胯下蠢蠢欲动。明朝是士大夫受控制最严厉的朝代，由于政治上无可为，文化上完全失去活力，士子们既然不能用胸膛在战场上厮杀，只能用胯部在床笫上采战了。既然他们的手已没有上半身的胸膛可拍，就只有把玩女人下半身最底部的“三寸金莲”了。当然，床笫上的战士没忘了号称“采阴补阳”和“返精补脑”。真不知道毫无阳刚的精神太监，还补什么阳？毫无头脑的思想奴隶，还补什么脑？一泄千里的西门庆，当然要大把大把地吞吃禅僧给他的壮阳药和各种补药。大概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药房主要不是卖治病的药，而是卖滋阴壮阳的“十全大补膏”了。
明代的帝王根本不再需要臣民贡献腰际以上的头脑和胸膛，于是再次修起了长城，而且修得远比秦长城坚固得多。作为下半身活跃的最大证据，明代帝王只需要臣民提供腰线以下的屁股和膝盖。所以，明朝除了是西门庆的“驴行货”和未央生的“狗行货”的时代，也是打屁股（廷杖）的时代，更是充分使用膝盖（下跪）的时代。总之，明朝作为上半身彻底被废的传统文化的最后尾声，发挥的全是下半身的功能。由于雄性激素严重缺乏，整个明代没有出产一篇雄文──也许只有张岱的“舟中人两三粒”算是时代最强音了。
至于清朝，那已经不是汉文化的时代，而是汉文化的木乃伊时代，是借满族的“以汉治汉”政策而还魂诈尸的时代。清初的所谓“太平盛世”，只是传统文化等待埋葬前的“太平间”。乾嘉巨子只是在为文化遗体做入殓前的整容化妆而已。在更为严酷的异族统治下，中国人连西门庆式色厉内荏的下盘功夫也没有了，只剩下贾宝玉式的“意淫”。中国人只能下作兮兮充满绮念地神游“太虚幻境”了。
很显然，中国文化急需脱胎换骨，急需新的头脑和新的胸膛，于是西方的头脑适逢其时地来了。但西方人不仅有头脑，更有胸膛，他们到中原大地上把胸膛拍得山响。一部分不甘心被铁屋关死的中国人，虽然暂时还没有强健的胸膛，但开始向西方的头脑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重新获得了胸膛。因为真正有头脑的人，一定是有胸膛的，只是未必像仅有胸膛的流氓拍得那么响。重新获得头脑的中国人，终于成了有胸膛的革命党。革命党结束了早已成为僵尸的帝王时代和传统文化。于是历史走到了我们即将与之告别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衰极复振然而前途未卜的痛苦蜕变期。
二十世纪是一个浓缩的世纪。说它浓缩，一是上下半时都开办过西方文化的速成班，然而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精神食粮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并且主要停留于肠胃，而没有真正改良头脑。二是它同样具体而微地、依时间顺序而逐级走过了五个文化层次。
第一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头脑时代。当时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头脑里主要是西方思想。随后的三个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时代。先是军阀们像大猩猩一样互相比赛谁的胸膛拍得响，随后是国共两党比拚谁的胸膛拍得更响。这一比拚尚未分出胜负，日本人加塞进来，以他们的胸膛来与中国人的胸膛比拚，妄图上演蛇吞象的奇迹。然而由于头脑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没头脑时代有一句谚语“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在没头脑时代，中国人就靠这些谚语代替思考了──更有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专门等着他们。于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毕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赶走。随后，比国民党远为更有头脑的共产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毛泽东唱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下半时（但暂时没到下半身）的最初三个十年（五、六、七十年代），是气魄极盛的毛泽东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进入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