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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幅清楚的画面，又像一个箭头，一下子指出了中心之点，从而使一切条理可以梳寻。我想来想去，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需要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而从哲学上来说，最与个性解放相对应的范畴，我以为就是“主观”，于是我写《论主观》。（《回归“五四”》后序，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2期》）
“哲学”事大，不敢置喙。从舒芜这段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我读出的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历史画面。重庆寒冬，大雾弥天，两个二十岁的青年人，长夜难眠，清谈娓娓，互为肝胆，心灵撞击，电光石火，星花灿烂，一时瑜亮，堪称“双璧”。本应是人间佳话，千古美谈。不料十年之后，改天换地，时风鼓荡，草偃木折，其中一位，抉心自食，滴血之箭，以此射彼，昭告天下，各行其是。于是，“把美破坏给人看”的悲剧大幕由此拉开。题名《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样的文字当然弥足珍贵，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史之为鉴，取其大者，个人的是非恩怨、私德隐情，倒是次要的了。有见于此，索性再抄一段别人的文字吧：
我作为一名与舒芜先生已有将近两年的交往，并正在从事相关阶段的文学史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的后学……通过自己微末的工作，将历史当事人的活动痕迹尽可能真实全面地留存下来，传递下去，使后人的后人代代相续，铭记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可遗忘、无从抹煞的故事和事端，并以一种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参照比较各种相关材料，从中求取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两句引号中的话，出自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又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贾植芳先生的再传弟子张业松君。他编辑了一本《路翎印象》，这是他在编选小序中的一段话。难得的是这位年轻人竟想到了他们“后人的后人”和以“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自期，所以，他“决定将舒芜先生的一篇早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收入本书”，用意之一是“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仁心仁求，其意也深。他为此甚至“全盘推翻了本书原来的编选构型，决定另起炉灶，最后出现了现在的不编之编的面目”。不编之编好！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排定了清样之后终究还是撤了下来”。为此，张业松在简短的编者附言中又表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了”。同此遗憾，我才不避唐突，当面向你质疑的。如果你强忍“不喜欢”，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也就多一份“不编之编”的珍贵文献了。
你的“不喜欢”，还牵累了舒芜自拟的书名《我思，谁在？》有刁钻古怪、文不对题之嫌：明明是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到八九十年代种种话题，均体现了舒先生“我思故我在”的一以贯之，何来近乎失落自我的“谁在？”一问？比起自我定位的那个《回归“五四”》书名，益发令人不着头脑。设或收了《公开信》，“谁在”一问，便如张业松所言：“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你为善而有终，更是善莫大焉了。我不知道《我思，谁在？》与《回归“五四”》两本书关系如何，也许《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已自行收入《回归“五四”》——但愿如此，但愿我这封信只是连篇废话。
昨日我在电话中对你说，此信还有个尾巴，建议你承“两家争鸣”扛鼎之力，上溯一九四九年以前“左翼文化界”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群体（包括舒芜），梳理其思想脉络、嬗变轨迹，为“两家争鸣”中的“钦定”右派而你正名是实为“左派”的人物，清理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精神谱系——要说很多话，这里且点到为止，以后再专函求教。
谊在旧雨，言尚无忌，诸希谅察。顺颂阁第清吉！
答朱健
？ 朱 正
朱健兄：
来信对舒芜的《我思，谁在？》一书的编选工作及其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作为编选者，想作一点说明。
《我思，谁在？》一书，是我和秦颖兄策刊（或曰主编？或曰操办？）的“思想者文库”中的一本。作者在接受我们的约稿的时候提出，要请我来编选并作序。我在序言里已经说明了我“作为编选者”的身份的。因此，对于书中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如果有什么要批评的，那都是作者的事。至于编选中要是有不恰当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其实，你并没有对编选工作提许多意见，并没有提出书中哪一篇是不必收入或者不应收入的，只批评了没有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件事。为什么不收这一篇呢？我说过，我不喜欢这一篇。我编书，只选我喜欢的，不选我不喜欢的，这恐怕是很自然的事情。再说，正如文库存每一本前面“编者的话”中说的，“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而这一本，是第一批推出的六种文字数最多的一本，超过三十万了，无法再增加了。就是文库中的其他几本，也不能够一册包罗了其作者所有重要的代表作的。
据我看来，你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并不是因为少收了一篇文章，而是因为少收的这一篇正好反映了他的那个重大的过错。不收这一篇，岂不是在美化作者，蒙哄读者吗。我想，不但我没有这个意思，舒芜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证据就是他自己编的《回归五四》一书，其中就收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第二七六页至第三一一页），可见他并没有想要隐瞒这些。
对于舒芜其人，特别是对于他在胡风冤案中的责任，我已经在《我思，谁在？》序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看法。是的，这件事他是错了，是错得很厉害。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时光又不能倒流，生活又不能重来一次。认了错还不行，你要他怎么办呢？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人物，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可谓多矣。为什么对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犯的错误，可以实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向前看，不让重提，而对于无拳无勇的一介书生，犯了错误，就要死死咬住，决不松口呢？我们把已经用在大人物身上的向前看的原则也多少用一点到舒芜身上，行不行呢？
这些话，我以为并不是因为私交，而是一种历史的公正态度。而且，因为有了这些看法而拒绝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未必不是一种损失。
我不敢请求你赞同这些意见。我还是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专此布覆，顺颂文安
朱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记＇ 因为《书屋》编辑说要将此信刊出，我请求他将《我思，谁在？》序言作为附录同时刊出，以便读者参看。
《我思，谁在？》序言
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或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都不能不遇到舒芜这名字。
当一个署名舒芜的作者出现在著作界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是《论主观》等几篇哲学论文。这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抱负甚大，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尚未继承的前代哲学遗产继承下来，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重镇胡风对他也期许甚高，在给他的信中说：“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希望他为这广义的启蒙运动做些工作，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以取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这本哲学入门书虽然已经着手，最后却并没有写成。这并不是一件可惋惜的事。那时舒芜和艾思奇可说是属于相同的思想体系，有什么必要去取代《大众哲学》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论主观》吧。这是一篇哲学论文，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用哲学的范畴来谈政治。例如谈到主观作用本身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开始获得主观作用，而客观界全部还都是敌人”。说的岂不就是原始社会么。“第二个阶段，主观作用本身已由于许多巨大的自然敌人之被征服而强大起来，社会势力也享受到这战果而同样强大起来；两强不能并，于是前述的矛盾就从此展开。”说的岂不就是阶级社会么。“第三个阶段，……人类的主观作用，就成了不但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