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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1）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在到西安不足２０个小时的时间内，与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
四、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拂晓，陕西临潼华清池内，枪声大作。１００多名东北军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华清池内院。二三十名内院侍卫寡不敌众，伤的伤，死的死，且战且退。这时，蒋介石身穿内衣，在一名侍卫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向着骊山逃去。在发觉四面被围、无处可逃后，惊恐之中只好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夹缝中。未几，侍卫被捕。
在东北军的搜捕和叫喊声中，蒋介石只好束手就缚，当了俘虏。
这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捉的真实一幕。
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建立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动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和强烈的要求，也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集团、个人的试金石。在风云激荡之中，中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共政治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止作战，共同抗日。５月５日，在结束东征的回师通电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使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进而促进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在陕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为蒋介石所驱使“围剿”红军。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2）
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从此开始，东北军以１０万之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１９３０年后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３年）。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在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过程中，也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奉蒋介石之命，阻击红军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内，所属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蒋介石对待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总是伺机打击吞并。
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在陕甘“剿共”中打头阵，就包含着这种险恶用心。在张、杨部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销，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备受申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张学良原本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现又蒙受不抵抗之耻。他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带着东北军“围剿”红军，结果损兵折将。在国事日非、民众抗日怒潮遍起的情况下，在红军的严厉打击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召唤下，张学良认识到，如再继续攻打红军，实力势必消耗殆尽，更谈不上抗日，乃至打回东北去。
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曾同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尤其是进攻红军受到严重挫折后，他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不能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从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认识到，红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他们的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３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建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3）
肤施会谈，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为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为继续推动张学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说：“肤施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还恳切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这一主张转告蒋介石。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更加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