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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古人所决定的，他们认为，为了让所有人查明自己的所有物，上述规定时间已经够了。但是朕作出了更完善的决定，既不使所有人过早被剥夺其财产，又不使这种取得方法的利益局限于任何特定地区。因此，朕公布宪令，规定由于使用取得动产，必须经过三年占有期间，至于取得不动产，则需要
“长期占有”，即在场者为十年，不在场者为二十年；而且这种取得所有权的方式，以有正当原因占有其物为先决条件，可以不仅限于在意大利，而且适用于我们帝国统治下的一切地方。
１．有时虽然是完全善意地占有其物，但不论经过多少时间，并不产生时效，例如所占有的为自由人、神圣物、宗教物或逃亡的奴隶。
２．盗窃物和强占物，即使是善意占有并经过上述规定期间，仍不得以时效取得，因为十二表法和亚提尼法禁止以时效取得盗窃物，犹里和普劳提法禁止以时效取得强占物。
３．可是，说法律禁止以时效取得盗窃物或强占物时，意思不是说，盗窃者或强占者本人不得以时效取得，因为对他们说来，另一种理由禁阻他们以使用取得，这就是他们是恶意占有人；我们的意思是说，其他任何人虽然从他们善意购买其物，或根据其他原因受让其物，仍不得以时效取得之。由此可见，善意占有动产的人很少能以时效取得的，因为，出卖或根据其他原因交付属于他人的物，就已构成盗窃。
４．但有时可以发生不同情况，如果继承人误将他人出借或出租给被继承人的物，或他人寄存在被继承人处的物，当作遗产，因而出卖、赠与或作为嫁资给予善意领受者，毫无疑问，领受者可以时效取得财产权，因为这一物并不具有盗窃的瑕疵，继承人当成自己所有而善意让与他人，肯定不构成盗窃。
５．同样，如果对于女奴享有用益权的人，以为女奴所生子女属于自己的财产，而把他们出卖或赠与，他并未犯盗窃罪；因为无盗窃意图者，不构成盗窃。
６．还可能发生不构成盗窃而移转属于他人的物的其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人得以时效取得其物。
７．至于附属土地的物，就更易于用时效取得。例如，某人并非强占场地，而是因为这一场地的所有人不在或懈怠，或死后未遗有继承人，致成为空无主人的土地；虽然他是恶意占有者，因为他明知自己占取了他人的土地，但若以之移转于善意受让人，后者得以长期占有取得其物的所有权，因为他所受让的物，既非盗窃物，亦非强占物。古人认为土地或场地可以被盗窃，但是现在已不采纳这种意见。皇帝宪令规定，任何不动产占有人不得被剥夺长期的和无疑问的占有物。
８．有时甚至可以时效取得盗窃物或强占物，例如其物重新处于所有人权力之下，此时物的瑕疵已经清除，从而可以发生时效取得。
９．属于朕国库的物不能以时效取得。但是伯比尼亚安认为，在国库未获关于绝产的报告前，善意买受属于这项财产一部分的物的人，可以时效取得其物。庇乌斯帝的批复以及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的批复都以这种意见为根据。
１０．最后必须指出，物的本身必须无任何瑕疵，始得为善意买受人或根据其他正当理由而占有其物的人以时效取得之。
１１．误认为有正当理由而错误占有时，不发生取得时效，例如某人自以为因买受或受赠与而占有其物，实则并未买受或受赠与。
１２．死亡者生前已开始计算的长期占有，仍为继承人或遗产占有人的利益继续计算时效，尽管后二者明知不动产属于他人所有。但若死亡者当初占有时系出于恶意，其占有对于即使是不知情的继承人或遗产占有人，也不计时效。本皇帝宪令关于取得时效也作同样规定，不同占有人的占有期间得合并计算。
１３．根据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的批复，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各自占有期间，得合并计算。
１４．玛尔库帝的诏令规定，向国库买受属于他人的物的人，在买卖后经过五年，得以抗辩方式排除所有人的请求。但是圣明的日诺帝
①所颁布的宪令，对于因买受、受赠与或其他名义受领国库的物的人，给予完全保障；它规定他们立即就有保障，不论起诉或被诉，都肯定可以胜诉。至于对于被转让物有所有权或抵押权从而认为自己具有某种诉权的人，得在四年内向国库提起诉讼。朕最近颁布的宪令，规定把日诺宪令中有关国库让与行为的规定，扩大适用于从皇帝或皇后宫廷受领恩赏物的人。
第七篇 赠与
赠与是又一种取得所有权的方法。赠与有两种：死亡原因的赠与和非死亡原因的赠与。
１．死亡原因的赠与以死亡为其条件，例如某人作出赠与时，言明如果他因某种灾祸而死亡，受赠人即取得其物的所有权；但若赠与人免于灾祸，或因后悔而撤销赠与，或受赠人先于赠与人死亡，赠与物仍归赠与人所有。现在这些赠与在任何方面都适用与遗赠相同的规定。这种赠与既同时具有赠与和遗赠的某些性质，应否视为赠与或遗赠，法学家的意见至为分歧，有的认为应视为赠与，有的认为应视为遗赠。朕则在宪令中规定，这些赠与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应被列为遗赠的一种，并应采取朕的宪令所规定的形式来设定。总之，死亡原因的赠与是指赠与人一方面宁愿以赠与物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受赠人所有，另一方面，宁愿以之属于受赠人而不属于继承人所有。这就是在荷马作品中德勒马赫向庇雷所作出的赠与：“喂，庇雷！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变化，如果这些骄傲的求婚者在宫中把我暗杀，并分得我祖先传下的财产，那么我愿意你而不愿意这些人中任何一人取有并享用这些赠与物。如果我能致他们于死地，那么请你同我一起高兴，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家里来”。
２．另一种赠与，根本不考虑到死亡，称做生者之间的赠与。这些赠与完全不能与遗赠相提并论，一旦成立，不得任意撤销。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使并无转让行为，赠与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作出转让的义务。从前皇帝宪令规定，如果赠与超过二百个索立杜斯时，应作成文书加以登记；朕的宪令提高到五百个索拉杜斯，因此不超过此数的赠与，无须登记，又规定某些赠与，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朕还作出扩大赠与效力和它的保障的许多其他新决定，详见朕就这一问题所颁布的宪令。但是必须指出，虽然赠与是绝对地给予的，如受赠人忘恩负义，朕的宪令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情况下撤销赠与，使那些以自己的财产给予他人的人，不致蒙受受赠人所加的、在朕的宪令中所列举的那些伤害或损失。
３．另有一种生人之间的赠与，完全为古代法学家所不知，这是晚近诸皇帝所实施的。我们所指的是婚前赠与（ｄｏｎａｔｉｏａｎｔｅｎｕｐｔｉａｓ），这种赠与含有默示条件，即必须以后婚姻成立，赠与始生效力。其所以称婚前者，因为赠与只能发生在婚姻以前，而从来不在婚礼举行之后，但是既然准许在婚后增加嫁资，所以先帝查士丁
③最先制定宪令，规定遇有增加嫁资的情形时，亦得在婚姻期间增加婚前赠与。不过仍保持婚前赠与这一名词，这一名词已经不适当了，因为增加是发生在婚后。因此为了改进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并使名实相符，朕规定这种赠与不但得在婚姻期间增加，而且得在婚姻期间初次成立。朕又把婚前（ａｎｔｅｎｕｐｔｉａｓ）改称由于婚姻（ｐｒｏｐｔｅｒｎｕｐｔｉａｓ），而且在下列涵义上与嫁资等同，即嫁资不仅在婚姻期间可予增加，而且可以初次成立，同样，婚姻赠与（ｄｏｎａｔｉｏｐｒｏｐｔｅｒｎｕｐｔｉａｓ）不但可以发生在婚姻以前，而且也可在婚姻后增加或初次成立。
４．过去，市民法还承认另一种取得财产的方法，即通过添加而取得。例如某人和铁提共有一个奴隶。他单独释放了奴隶，不问采取法官隆重宣告的方式或遗嘱方式。此时他丧失了他那部分所有权，而共有人的权利则相应添加。但这是很坏的趋向的一个例子，因为一方面，奴隶未享受到自由，较人道的主人也蒙受损失，另一方面，较严酷的主人则获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