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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他们就可以在那儿安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为从其体貌来说已没有
什么显著的区别。其中有几位在元明过渡时期非常卓越，明朝的开创者曾赞
扬他们能够效法儒家行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他们被树立为榜样，以此来
羞辱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不那么好的汉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西亚人在多大程
度上还保留着他们原来文化的因素并以此来丰富他们周围的汉人的生活。可
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两个精英群体——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与事实上的精
英汉族文人——在开始时即使没有公开敌对，也是相互怀疑的，他们在文化
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们互相吸引，最终合并成社会的一个精
英阶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两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类似的过程也是
同时发生的。
社会阶层：中等阶层与平民
军户
关于蒙古人通过从法律上划分社会四等级以及通过划分固定世袭职业的
户籍登记制度来基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等级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他们努力创造的八十多个世袭的职业户计，将整个社会都囊括了，
实际上是要将这些户计封闭起来，互不相通，而只是各自与政府保持特别的
关系。其中军户和匠户这两类户籍对蒙古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两个
职业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下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且
对于这些战略上很重要的社会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的蒙古人在社会管理
上面临的问题。
在元朝以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一条原则：中国文官政府一般应该从社会
上的普通百姓中征募兵员，以组成军队。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稳
定的制度确保这一原则的执行，这与为充实文官官僚政府而训练和招收人员
的越来越有效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军事化的，
但又处于最紧迫的军事需要之下，于是进行了不断的实验：专业化的禁军、
募兵，偶尔使用非汉人士兵的边疆驻防军，以及乡兵。到宋末它的募兵制度
特别成问题，已经被逃避征兵、开小差以及行政腐败搞得窘迫不堪。所以，
虽然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条长期采用的原则——民—兵服务于军队，军队由
文官进行非职业化控制——但是宋朝的经验很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
太缺乏组织军队的成功范例。
对中国形成致命威胁、源源而来的草原侵略者们（宋朝与之斗争了 ３ 个
世纪）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军事化的，但行政制度却很差，几乎不存在。
所有 １４ 岁至 ５９ 岁的男人都是战士，他们的军事地位是世袭的。在中国历史
上的敌人之中，蒙古人尤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军事化，它的
整个社会都是流动的，随时可以用于征战，每一个人、畜随时都可以直接为
军事服务。除了战士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职业，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
最好的战士。所以并不奇怪他们自信其世袭军事职业的模式是成功的，并试
图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他们统治下的所有其他社会中去。
蒙古军事力量的这个特征正好填充无法解决的中国制度上的缺陷。也许
并不奇怪，在蒙古人努力把他们的军事制度照搬到中国来的一个世纪以后，
在 １３６８ 年把蒙古人赶走并重新执政的汉人也倾向于保持这个制度。蒙古制度
将军户分为四类。①第一类就是“蒙古”军户，第二类叫做“探马赤”军户，
即蒙古草原南方一带的蒙古人以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草原游牧民。①
另外两类是汉军（基本上是在 １２５０ 年前那个征服阶段中投靠蒙古一边的汉
人）和新附军（在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征服南宋时招附的）军户。这些军户的地
位和待遇是不同的。
在强加给中国的军事统治的一个世纪中，蒙古人保持了世袭军户的编
制，他们自己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编制；在征服过程中所吸收的色目
① 详细的分析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
① 对探马赤军已有不少考释。近来发表的成果有＇752＇杨志玖：《元史三论》，第 1—66 页；＇838＇贾敬颜：
《探马赤军考》。
人中，他们也推行了类似的编制，很多色目人都被带到了中国。蒙古人在汉
人中也大量征兵，并在汉人人口中组织起类似的军事单位作为他们的补充力
量。②
早在 １２３２ 年，窝阔台在中国北方战场的将领就有权将汉人军阀的队伍编
到蒙古统帅之下，称他们为千户或万户，这样他们就与蒙古军的组织相像了，
被征服的人口也被分为民户与军户。根据 １２４１ 年官方的统计数字，那时中国
北方的军户占总人口的 １／７，有一些地区比例高达 １／３。③显然，由武装起来
的汉人组成的汉军是在中国的蒙古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军的组成从
对中国北方最早的征服时就开始了。④在北方，有一些汉人情况不同，他们曾
在金朝的骑兵队伍里作战，或者经历过与草原军队对抗的战争，他们在很多
方面与蒙古人相同；由于相似的社会经历，他们可以与蒙古人并肩作战。但
是他们在汉人士兵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数还是来自乡村的农民雇佣兵。
“新附军”是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吸收到蒙古军事机器中来的宋朝投降军队，
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作为他们的将领。他们被派到忽必烈东亚征战的各个前
线。没有他们，蒙古人对人力的需要就难以满足。在 ７０ 年代征南宋以及后来
征日本、征爪哇的战争中，忽必烈的水军完全由投降过来的汉人和高丽人组
成。在一些地区，当地的民兵也被编进军队系统，或者留在本地维持秩序，
或者补充到主要战场。
所有这些武装起来的汉人都被划分为汉人军户中的两类；每一户总是要
保持有一名战士在军队，世代如此。军户是受优待的，他们可以免除一定的
赋役，并领到生活补偿、钱粮奖赏。在普通汉人百姓中，军户相对来说有些
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提供在役士兵，如果其逃跑、被杀或死亡，
他们必须再提供一个人顶替他，这成为很沉重的负担。
这种军事制度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世袭身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一般是
脱离社会的；通过地区和基层的军官直接隶属于枢密院。如果我们不去看中
国社会的性质，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当时军事上的需要还是有其管理逻辑
的。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在元代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就一直在起作用。它
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明显，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从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僵化成为忽必烈朝以后元代历史很多方面的特
征。
从一开始，这种军事制度就是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倾向背
道而驰的。中国的男人很少愿意当兵，如果他们被限制在这个受人轻视的职
业中，他们常常想办法逃避。对这种职业身份的优待并不能抵偿他们所负的
责任与义务。开始的时候，以及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靠这一制度提供了大
量的士兵，而在钱财与管理上的消耗则是最小限度的。后来，在忽必烈朝以
后，行政效率急剧下降，虽然只要蒙古军存在，元朝的军事机器就可以有效
地运行，但就总体而言，其兵员严重不足，训练质量低劣，纪律松弛，缺乏
应有的装备，已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元朝末年，各地军阀队伍有些表面上
② ＇195＇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这是研究元代军事组织的杰出著作，下文叙述中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论
点。
③ ＇653＇《元史》，卷 98，第 2507—2522 页，尤其是 2510 页；陈高华在＇793＇《论元代的军户》中已引用，
见第 73 页，注 9。
④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1 — 5 页。
忠于朝廷，另一些则公开反叛，足以表明元朝政府已不再掌握一支可以强制
百姓服从的可靠军队了。无比混乱的局势和内战结束了元朝统治。元朝的建
立靠的是军事上的优势，又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了它的倒台。
元朝军事制度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蒙古人不能确定在接受非
蒙古人作为完全可信赖的士兵和将领时究竟能走多远。在文官范围内，汉人
官员们能够担负起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们未被吸收进参与决策的高层官
员圈子之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