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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
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 １３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
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
务。１２５３—１２５４ 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５０ 年代末他深深地
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
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 １２６０ 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
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
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
包括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
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
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
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
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 １０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
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
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
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
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
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
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
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
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
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
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 １３ 世纪末，甚至还
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
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
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
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
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
①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
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 年）的讨论》。
僚机构实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
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 １２７２ 年宣布新的元朝国
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
烈让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
古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是
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
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给汉人转而服务
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将领在中国的
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
古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
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
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人利益的必要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官员、
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
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皇帝利益服务
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
盾始终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 １３６８
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树，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
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
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
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人受
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
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然他们中很多
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有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
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汉人对蒙古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
非常复杂难解的。①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
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
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
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
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②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
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
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
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
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①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②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元史新讲》前言，第 1 卷第 2 页。当代
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
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社
会的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
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他们所熟悉
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
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人的规范的特
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大多数汉人表示，他们相信天命确实赋予了蒙古大汗，从而使蒙古人坐
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今天我们看到是蒙古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帮助使他
们获胜。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汉人的观点是他们在被征服后所作的理性的思
索，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
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蒙古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
对他们征服的所有这些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地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
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
大限度地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①
１３、１４ 世纪的汉人学者与官员往往注意到蒙古人童稚式的简朴、诚实、
大度和信任这些美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式的野蛮人”，但同时他
们又是通向文明道路上的倒退者。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蒙古人无论是可爱还
是可畏的品质，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方面他们是相当
精明的。忽必烈汗首先将蒙古人的长远利益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