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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
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
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
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①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
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
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１２５８ 年忽必烈在
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
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
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
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
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
——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
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 ２０ 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
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
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
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
为大汗蒙哥服务过。②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①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 152—165 页；＇143＇傅
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 305—311 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②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 61 页。
① ＇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 250—251 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
佛教》。
②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①这位威尼斯
旅行者声称于 １２７５ 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
渠道。②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
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 １２５２ 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
意，并且在 １２６５ 年下半年或者 １２６６ 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
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
“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③在彬彬有礼的
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
时派 １００ 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
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
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衷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
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
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 １２６９ 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
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
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
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 １００ 位有学问的
基督徒。总之，１２７１ 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
陪伴下，他们最终于 １２７５ 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 １００ 位有学问
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
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
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①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
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
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②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
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
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
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
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
①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 54 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
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
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② 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
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
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 1273
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
54 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
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
了中国，见第 97—132 页。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 1 卷，第 77 页。
① 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 26—27 页。
②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 1 卷，第 77 页。
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
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
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
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
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
思脱里教牧师。①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
的另一迹象。
在 １２７５—１２７６ 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
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
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
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
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
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②
① ＇325＇慕阿德：《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 131—132、225—228 页；＇653＇《元史》，卷 89，第 2273
页。
② 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
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
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
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
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