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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
水利界一个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图）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黄万里重返讲台，特地穿了白西装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学。
原水电部老领导、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说：我和黄万里是在三峡论证过程中认识的，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他先提出，建三峡道理何在？一开始有关方提出，是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所谓300万亩地（大概有300万人口），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威胁（这是一种概率）。为了防洪，不能以邻为壑。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可能面临的洪水，就把上游四川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的美好家园全部毁掉，得失之间，简直无须谈的常识问题嘛。我从来都愿意谈常识问题，他跟我谈也是常识问题。黄万里
首先讲这个道理，讲何方得益？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问题，不能这么干。
黄万里还讲了他认为三峡不能修的其他原因。他说他抗战前留学归来，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河流本身的泥沙来讲，泥沙在科学上的名字叫悬移质。一般漂的泥沙，像黄河那样，都是悬移质。另外一种是推移质，推移质是河床底下的，如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建在岷江上，当年李冰父子修堰时发现推移质太严重，多少吨的大石头都冲下来，那就不是泥沙问题，所以后来他们修成的都江堰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解决了推移质堵塞河床的问题。这项工程是了不起的，两千年不坏，可谓人类水利史上的杰作。从都江堰的河流到四川的长江支流旁流，都是河床比较陡，冲力比较大，移下来的石头比较多。黄万里谈这些问题，第一他是个专家，第二他亲自踏勘过。所以，他跟我谈到一个结论，将来一定要修三峡的话，遇到的不是悬移质泥沙淤塞的问题，而是推移质的问题。而推移质会形成什么呢？三峡修成以后，整个四川河道的水流生态发生变化，推移质冲不下来了，势必把整个四川支流的河床逐渐抬高。那时，人为造成四川洪水的形势将非常严重。为四川的整个生态考虑，不能搞三峡。如果上了，将来的四川不得了。整个河流起变化，河床起变化。整个防洪形势起变化。重庆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最后他讲，一定要修，后患无穷。这个观点我们两人是一致的。
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系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他们自费编印的《黄万里文集》。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黄万里文集》序言（图）
《黄万里文集》封面
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今年8月是他九十华诞。作为晚辈和学生，与他相处也已经数十年了，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表达我们对老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黄万里教授一生涉猎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著述丰盛。他立论新颖，常常语出惊人，又能仗义执言，逆流顶风，坚持己见，独战多数，每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争论的焦点。世间对此褒贬不一，同时，对他也笼罩着一缕缕神秘的色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诸多言论文章，只是散见各处，未能集于一册，供人阅读、评判和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在
帮助先生打印整理他的讲义和文稿时，手边留下一些资料，于是几经酝酿，才有了编辑出版这本《黄万里文集》的动议。这得到黄先生的应允，也得到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将现有的资料经过适当筛选，编辑成册，再请先生过目审校，以期能够赶在他生日之前印出。
黄万里教授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以后，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长江、黄河的大水灾，促使他改行立志，学水利，治黄河，救国救民。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和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从底层的实际工作做起。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1949年应邀去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全国解放以后，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担任教授。1957年，他力陈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批评苏联专家建议的三门峡水库规划是错误的，指出建库后泥沙淤积将使黄河北干流与渭河两岸大量耕地淤没，居民将被迫迁移，三门峡水库不可以修建。同年，因一篇《花丛小语》被定为“右派”。1964年，三门峡水库因泥沙淤积严重而讨论工程改建时，他不顾自己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积极提出改建意见。“文革”中他更遭厄运，作为“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从清华新林院的教授洋房被赶到了地板下积着陈年脏水的北院小屋，每月只领得20元生活费。后又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派到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和接受批判。1980年，这时他几乎是全国的最后一名“右派”，终于也得到平反改正。后来他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工作，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统计与随机理论》、《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策略，华北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明渠不恒定流力学等问题。90年代以来，他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开工，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引起世人瞩目。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沉浮，在我国知识界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在他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就毅然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文化革命中，他一边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一边却在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改革开放以后，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