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呢？”
“恕未记录，当时听完，他们的高见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具体的印象！我只闻到一派江南五月黄梅雨时节的霉豆腐、烂芥菜气息。他们的论调很多是从体会领导意图出发的，因此大都首先得出结论；其次牢守着这结论，利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推理程序，针对所假设的结论找出有利的材料；最后说，果然预定的结论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无忌大笑起来。
“你别取笑！真的，我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肯拿出赤诚的态度说出心头的话？党为什么这样简单地用虚伪的靠拢来衡量人们的积极性？听说党内讨论问题倒是直截了当、全不带假的，这种风气难道不能拿出来感化群众？像那次会上，大家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譬如金大朗的谈话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那多么干脆！何必一定要转弯抹角，离题既远，而又抹煞一切？”
“到后来怎样呢？”
“后来首长田柏年从圣经里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真是见鬼！把哲学界批判空想家不重实际的论调搬到工程界来！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这说明需要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你难道真的认为我们拟订的教学计划是这么毫无价值吗？”有道有些着急的样子。方生忽然脸色一沉，立起了身，声音发抖地说道：
“啊呀！我的老朋友！当年同窗学友，个个赤心要报国。今日里，一来立场，二来体会，我就看不出你有些须正直气息！教学中有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会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总理向部长提出，才大家立刻体会起来？你们抹煞了学生入学程度，空谈教学计划，‘面对同学’，害苦了多少子弟！使他们一辈子在学术上不能翻身！想想当年我们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怎样评论错误教育的罪过》的文章吧：‘虽我人百年身后，取白骨而鞭之，犹不能赎罪于万一也！’当年为学生，把头一摇，讲得多么痛快！现在呀，可痛快到自己头上来了呢！”
“唉！这真是，这真是。”无忌也跳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走着说。
“这真是什么呀？”方生紧逼着问。
“这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无忌狠口说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方生反觉不好意思，欲笑不得，忍不住把脸转了过去，再斜眼看有道，只见他顿时色变，目瞪呆立，拖起两脚，蠢蠢欲动。
毛泽东说“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图）
2001年，在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的模型试验厅。
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个人的悲剧，中国的悲哀
清华被斗——恐怖的红八月（图）
1967年3月，因“文革”被挤到窄小的后院，婴儿为黄万里的第一个孙女之乐。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钱。我们家那时候好几个人都在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他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教授四级，月工资从240多元降为200元。所以，他的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他扔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抄家。”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8月20日，黄万里五十五周岁时还去照了一张纪念像，对生活仍然充满了爱。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会后，不让她回家，让她在办公室坐着。
这天黄万里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杨乐来了，告诉岳父，近来抄家打人风盛行，听说郊区已打死人，让他注意。杨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念研究生。话刚说完，就有一批清华的学生来到新林院教授宿舍区，从前门闯了进来。黄万里见来者不善，叫杨乐从后门快走。
天黑后，校医院的领导才让黄夫人回家。回家时，黄万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打了。据黄夫人回忆：“我们单位校医院的人，是出于好意还是共谋打黄万里，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知道造反派学生去我家了。我回家时，进了二校门，到新林院大桥，见沿途坐着一排学生。当时挺热，他们穿的是单衫。”
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先生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第二天大女儿回来，看到了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公室反映。二女儿黄无满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城里住，听说后回来了一趟，父亲就跟我说起挨打的情况。红卫兵把箱柜、书桌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地上，将照片、字画撕毁。当时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艺剑，是祖父送给我哥哥黄观鸿的。因为剑比较小，也比较锋利，没敢让他拿着玩，我爸就搁在抽屉里当裁纸刀。抄家的红卫兵搜出这把剑，说是凶器，把剑尖掰折了。然后，他们问我爸爸：有没有藏武器？有没有枪？有没有藏国民党旗？让他坦白。我爸说没有。他们就打他，说查出来怎么办？我爸说查出来你枪毙我。这些情况都是我回家时我爸告诉我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
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
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
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
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