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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台湾人，姑姑在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一方面认为影响孩子升学，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那些观点都是对的，他
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点令他特别苦闷。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而国家的形势有什么变化，他却很关心。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受不了就自杀，他决不会干。他比较喜欢干实际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整天愁眉苦脸。那时候让他去扫地，他能面对现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理障碍。1968年到1969年，在工宣队进校前，他到水利馆扫地，要经过大礼堂，大礼堂两边两派打来打去，我们告诉他太危险，不要去了。他却跟我们说：‘唉，我现在一天不扫地，身上就不舒服。’他多次对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了，就是农民在工作，就是农民在养活我们。他非得去不可，觉得这是他的任务，应该完成。
父亲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不计私仇，即使是整过他的人，他对他们个人也无介蒂。有一些人，帮助了他，他总记着人家的好处。为我弟弟二陶上学的事，刘冰帮了忙，父亲非常感激。他觉得不让上是人家执行上面的政策，让上是人家网开一面，只要人家为他做了事，他就不该忘记。‘文革’时有一个工人在路上碰见他，就逮住他大声地批判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忌恨这个人。他回来对我们说：‘只要他真的是那么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对的。’他就是这种人，不狭隘。所以，他在清华人缘比较好。
九十寿诞上的发言（图）
1988年，黄万里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在黄万里生命的最后时刻，子女们在他九十寿诞的庆祝会上，向来宾表示了他们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下录黄观鸿代表子女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母亲和黄万里先生的全体子女，对清华大学和水利系领导、全体老师、教职工、父亲的全体同事和学生表示深切的感谢。父亲在清华已工作了近五十年。清华大学是科技与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曾经为中国近代的学者包括父亲在内
提供了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发表自己创见的讲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更能够在系里充分发表自己对治理黄河、长江及如何利用这些江河水利资源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我们更要感谢父亲生病十几年来学校和系里以及老师们、职工们对他身体康复所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谢谢大家。
今天，在庆祝父亲九十周岁的大会上，我们——黄万里先生的亲属和子女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怀念父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众所周知，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对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就是他说真话的最好例子。在四人帮统治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看清了他们的面目和政治目的，只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但是父亲不同，平时在家里就常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他研究老子，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警告他在会上不能这样说，会引来大祸。但是他却回答：“这思想我已在会上交待过了。”当然后果是又遭一次特大的批判。
从小我们就在家中受到关于诚实的教育，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了真话，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见解有正确的，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也可能失之偏颇，还有的可能是错的。但他只说真话的品格，他的诚信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看清真诚对社会的重要。其次是他踏踏实实工作，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193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很多大学请他任教授，竺可桢先生就请他到浙大任教。但他以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为己任，放弃了优厚的薪俸和工作条件，徒步考察长江诸源头。他念念不忘自己考取的是公费留学，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抗战时期他承建的水利和国防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多少钱，总算还清了人民的这笔债。上海解放后，他乘香港通往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并立即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带着全家到沈阳参加建设。我家祖籍浦东现属上海，祖父也是上海名人，但父亲从不留恋上海——中国金三角的舒适生活，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在四川、甘肃、东北等比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奔波。来到清华园以后，我们看到他仍是夏天挥汗如雨，甚至赤膊上阵，趴在桌上工作，冬天为了防寒，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棉袍，在书桌旁总要坐到午夜以后。我们睡了几觉醒来，仍能见到他在书桌旁的灯光。我们看惯了这件棕色的长袍，戏称他为“黄袍怪”。
就是“文革”时期，所谓革命群众勒令他在系里扫地，他也认认真真地扫，从不自怨自艾。他认为扫地也是为大家做好事，说不上“斯文扫地”。武斗期间，我们怕他遇到危险，劝他不要去扫地了，但他不听，仍然每天去尽自己的职责。他还说：“现在我扫地扫惯了，一天不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