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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参见罗普著《当今世界的战争》一书第314页。。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参见194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温斯顿·S·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一卷本中的表A、B和I。。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参见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第66页。。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参见毕比和德巴基著文的表4B，其中只是比较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全部伤亡人数，因此避开了不同的医疗条件引起伤亡的问题。。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T·N·杜普伊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超星数字图书馆
roni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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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和思想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常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