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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品质特点和全部表现决定了 《十日谈》的现实主义特质。薄伽丘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明确的宣称自己十分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命运的主人，绝非神所安排。《十日谈》可以说是《人曲》，因为作者已经完全摆脱了神的桎梏，去全力描写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幸福在人间。《十日谈》恍如摇曳在中世纪废墟上的一朵奇葩，以其鲜明、泼辣、大胆、勇敢的特色突破了封建教会的樊篱，给“黑暗时代”涂抹上亮丽的色彩。“城市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政治地位。……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透露得更清楚了。”
《十日谈》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并广为流传。在刚刚使用印刷机的十五世纪的欧洲，《十日谈》至少有十二、三种最早版本是147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
《十日谈》尽管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喜爱，反动的天主教会仍然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迫害机会。甚至在薄伽丘逝世之后，1497年，天主教会还发动了一次宗教狂热运动，许多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以“诲淫海盗”的罪名，被扔在广场付之一炬。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会钦定的 《十日谈》节本，居然把干坏事的僧侣全部改为俗人。由此可以见出
《十日谈》锋利敏锐的批判锋芒。
《十日谈》宛如开在“荆棘上的鲜花，在鲜花背后有一片棘手的荆棘”。薄伽丘因为培育出这朵怒放的鲜花而得以不朽。
夕阳无限好
艺术生命的悲剧
薄伽丘在完成《十日谈》的创作之后，思想上一度出现了急转直下的趋势。
1354—1355年，薄伽丘创作了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大鸦》。他在这部作品中竟采用了早已抛弃的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责骂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女人被诅咒是邪恶的祸水，这和那位讴歌爱情、崇拜女性的薄伽丘简直判若两人了。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已向封建势力妥协、屈服，背弃了自己原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大鸦》成为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他艺术生命到此结束。从此，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潜心钻研古典文学。
作家思想上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
薄伽丘所生活的时代，即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稀疏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这正是资本主义刚刚透露曙光的时期。教皇利用强大的各级教会组织所形成的僧侣大军，控制着西欧、中欧的法庭，垄断了教育、文化和一切舆论机构。人民大众从孩提时代到进坟墓，一生都逃不脱教会的罗网，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被奴役，思想上受控制。1984年2月以前，天主教一直是意大利国教。有谁只要对当时的神权统治和宗教信条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因“异端”的罪名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薄伽丘和莎士比亚，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都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薄伽丘所战斗的环境要沉重、窒息得多。
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成了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笑料，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对于薄伽丘，却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必须运笔如刀，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芬伦斯神父可以让人感到可敬，有智慧，有学问，但薄伽丘时代的神父却只能属于阴险狡猾、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成为被讥嘲、辱骂的对象。
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奋斗前行的艰难，没有同步者的悲哀。他仿佛事事独立，四周是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在致命、孤独的氛围中，他的意志暗晦了，他的心灵迷乱了，他让自己的心绪溶化在一层古典般静穆的雾障里，不想探究为何痛苦，也不想超越这痛苦。他憎恨阴黯的日子，也同样厌弃了独力支撑那为人歌颂的太阳。
阴影和胁迫时时伴随着他。 1362年，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僧侣找到他，当面斥责他的作品是“邪恶的著作”，对他进行威胁、辱骂和规诫，使他的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乔亚奇诺·奇亚尼修道士更以已死的埃彼特罗·佩特罗尼的名义给他警告，要他放弃对于异端的研究，否则就要受到早死的惩罚。
薄伽丘更加动摇了，他开始了忏悔的日子，打算“改邪归正”皈依教会。
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个人使然。薄伽丘和但丁、彼特拉克一样，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人物，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赞美人生、肯定人的价值，拥护和讴歌新的世俗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纪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世纪是神权统治的时代，中世纪的世界观主要是神学的，教会的教条是一切思维的最初因素和基础。时代的惯性驱使作家沿着宗教的轨迹去寻求人生的真谛，而内心的复苏又使得他对自己的步履时时发出质疑；或者说，社会的淫靡虚伪使他对基督教抱以无限的期望，强烈的入世精神又使他深感宗教的法绳羁绊了人们的脚步。来世与现世、人生虚无与有所作为、宗教宿命与自由意志，这一切，构成了心灵的巨大碰撞和新旧思想的激烈交火，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薄伽丘，是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的，但是他的强有力的个性、激动人心的亲身情感体验使他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特别趋于世俗化。在他年轻时，他能够很敏锐地分清善与恶，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到破坏，他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天性的随机应变而得到弥补，所以他并不感到悔恨。但是，即使对于宗教表现得漠不关心，随便发言反对教会，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正式的哲学上的无神论者。他有意识地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他的目标。他论证说：让我们赞扬耶酥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步，异教已经被毁来，而胜利了的教会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营垒。
人文主义者的心灵归宿
薄伽丘的晚年基本上是在佛罗伦萨和契塔尔特度过的。契塔尔特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市镇，距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薄伽丘在这里作为一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
当时的意大利还不甚热心古典文学作品。保存在僧院的古典著作，常常被僧侣们当作画符的纸卖给那些祈禳灾难的善男信女们。薄伽丘竭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