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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福科、德里达》），Uni。 California Press1985；Ernst Behler，Derrida－Nietzsche、Nietzsche－Derrida（《德里达－尼采、尼采－德里达》），Paderborn1988。
〔15〕参Karl Lowith，《释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未明言的》（冯克利译），见《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13（2000）。
〔16〕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见刘小枫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版1997，页546。
〔17〕参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版1996，页231－258。
〔18〕柏拉图，《斐德诺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版1988，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19〕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版1986，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20〕Walter Kaufmann，Discovering the Mind vol。 II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Buber（《心灵的发现卷二：尼采、海德格尔、布伯》），New York1980。
〔21〕Hugo Ott，《海德格尔与非纳粹化运动》（刘清平译），见《开放时代》，5（2000），页97－98。
〔22〕Tom Rockmore，On Heidegger's Nazism and Philosophy（《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与哲学》），Uni。 California Press1997，页172－175。
〔23〕Eric Voegelin，Nietzsche and Pascal（〈尼采与帕斯卡尔〉），见氏著，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 VII：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政治思想史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取向》），Uni。 Missouri Press1999，页297。
〔24〕Bruce Detwiler，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尼采与贵族激进主义的政治》），Uni。 Chichago Press1990，页5。
〔25〕Frank，《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学林版1999，页46。
〔26〕Mark Warren，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尼采与政治思想》），MIT Press1988，页114以下。
〔27〕参Leo Strauss，On Plato's Republic （《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见氏著The City and Man（《城邦与人》），Uni。 Chichago Press1964，页190。
〔28〕Eric Voegelin，《尼采与帕斯卡尔》，前揭，页261。
〔29〕Eric Voegelin，Der Gottesmord： Zur Genese und Gestalt der modernen politischen Gnosis（《谋杀上帝：现代政治灵知论的起源和形态》），Peter J。 Opitz编，Munchen1999，页98。
〔30〕参海德格尔，《尼采》，前揭，卷I，页177。
〔31〕参Stanley Rosen，The Question of Being： A Reversal of Heidegger（《质疑存在：颠转海德格尔》），Yale Uni。 Press1993，页173以下。
〔32〕参Stanley Rosen，Remarks on Nietzsche's 〃Platonism〃 （《尼采的“柏拉图主义”评注》），见氏著The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哲学与诗的争执》），New York1988，页193－204。
〔33〕Yirmiyahu Yovel，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The Marrano of Reason（《斯宾诺莎与其它异教徒：理性的名义教徒》），Princeton Uni。 Press1986，第五章。
〔34〕参Keith Ansell－Pearson，Nietzsche contra Rousseau（《尼采反卢梭》），Cambridge Uni。Press1991。
〔35〕Karl Lowith，Nietzsche（《尼采》），Samtliche Schriften（全集）卷6，Stuttgart 1987，页428。
〔36〕参Ronald Beiner，Grant，Nietzsche and Post－Christian Theism（《格兰特、尼采与后基督教的有神论》一文的精当分析），见Arthur Davis编，George Grant and the Subversion of Modernity，Uni。 of Toronto Press1996，尤其页121－122。
〔37〕Alexander Nehamas，Who are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Future〃？ （《“未来的哲人们” 是谁？》）见Robert C。 Solimon/ Kathleen M。Higgins编，Reading Nietzsche（《解读尼采》），Oxford Uni。 Press1990，页56－58。
齐人物论（续二·小说戏剧部分）
？ 庄 周
世纪上半叶的“小说救国论”固然是病急乱投医的故作惊人之语，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反党论”同样是疑心生暗鬼的神经过敏。两者都用政治的眼光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在政治的过度压力下，百年中国小说的发展确实承受了过多非艺术的干扰，以致在全球化时代，用世界性艺术度量衡来检点我们的小说成果，可能幸存者相当有限。我想起一个早些年流传的国际笑话：六十年代中国向某大国还债，该债权国在海平面之上放一个铁圈，比铁圈大的苹果被接受，比铁圈小的苹果则永沉海底。在实用的世俗领域，如此作为显然过于阴险甚至恶毒；然而在审美的艺术领域，这却是“铁的必然性”（尼采语）。
邓友梅《那五》（中篇小说）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属于某种京派老字号传统，语言嘎嘣生脆，读起来像嗑西瓜籽般痛快。写一种有韵味的文字，曾经是方块字的一大传统和优势，惜乎失传已久。读邓友梅的文字，依稀有股魂兮归来的感觉，即使扯蛋，也青是青黄是黄，泾是泾渭是渭，句子里照样有西皮流水，规矩方圆。这样的文字配“那五”这号人物——一名皇城根下游手好闲的满清贵族遗胄——正是天造地设，铢两悉称。邓友梅该算是小说界“老爷子”一辈人物吧？他们对小说有着特殊的敬重，类似手艺人对待自家的祖传技艺，一字下去，说轻点也和鞋匠钉下个鞋掌相似，讲究的是妥贴安稳，结实牢靠。《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巴 金《家》（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
二十七岁的巴金是出手不凡的，鲁迅当年可不会看走眼，他应该属于大作家之列。我指的是作品布局结构上的沛然大气，人物塑造上的精细入微，尤其是那种只有俄罗斯作家才具备的人道主义情感，赋予巴金作品鲜见的道德力量，我们仿佛能从文字后面听到作者的浓情呼唤：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巴金有一颗处子之心，他对梅表姐、鸣凤等不幸女性寄予的款款深情，可以直追曹雪芹的女性观。他对觉新的巨大同情，虽然曾遭“意识形态”方面的诟病，时过境迁之后，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形象，艺术价值百倍于那位当年曾赢得一致喝彩的“革命青年”觉慧，这也正可见出巴金的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巴金的书法始终无可观瞻一样，他“学生腔”的语言也毕生呒啥长进。再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能力，笔底温婉有余，痛切不足，遂构成了他的致命局限——虽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篇小说）
王小波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从而把他生存的悲剧时代喜剧化。他推崇的卡尔维诺认为，简单化地忠实摹写严酷的现代生活，会使文学像乏味的现代生活一样失去魅力。这个思想成了王小波把小说写得如此黑色幽默的根本动力。他越是幽默，就越说明他对时代生活的厌恶，而他的幽默以一种巨大的慈悲帮助自己也帮助读者得到了精神超越——但决不是忘却。他不是谦卑地跪着，仰视着控诉它，而是自豪地站着，俯视着嘲笑它。我认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和新唐人传奇达到了一种超越形似的深度真实，他是最深刻地挖掘出时代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当代作家。革命是试图消灭爱情的，但他试图证明，即便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消灭爱情。爱情终将战胜革命，有趣的语言狂欢终将战胜愚人节的野蛮。与他的小说成就相比，他的杂文简直微不足道。现在有那么多人（不仅是读者，还有众多作家）推崇他的杂文，只说明那些有执照的当代作家过于低能。
王安忆《长恨歌》（长篇小说）
王安忆是天生的小说家，这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方面，一、她有旺盛的创造热情，质量稳定可靠，内